心天下兴亡的精神领域。

    情况更糟糕的是一部份的小品文作者的人品非常低下，笔端却能幻化出百媚千娇的花朵来欺世盗名；偏偏，这一类的作品又在社会上大受欢迎，于是，小至个人的人生观，大至社会风气都跟随着这种文风的引领而日渐沉沦。

    这种种的现象看在顾宪成的眼中，不免忧心如焚——纵使小品文的作者之一的陈继儒本是他的旧识，他也忍不住的发表了他由衷的谈话：“现在读书人在朝中做官，享受富贵，却不把心思放在帮助君王治国、替君王分忧解劳的事情上面；派到外地做官，却不照顾百姓的生活、解决百姓的问题；不做官了，就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盖了房子住，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整天谈‘生命’、‘感觉’，写些精致小巧的文句，作些白日梦，根本不管世道人心国运的变化——读书人变成这个样子，就算他的文章写得再好，名气再大，也一样让真正的君子觉得不耻！”

    而对于王阳明其人，他虽也颇为景仰他一生的功业和学问，但是对于他晚年所提倡的“无善无恶”说却是竭力反对的——王阳明本身的学问博大精深，到了晚年，提出“无善无恶”的说法时，他已臻智慧成熟、圆融的“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以胸中“四无”；但是，像他这样的大儒大哲，在人类中只是少数，世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是“普通人”，而非道德学问都已融通的大儒大哲，如果胸中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的话，世界将会因没有约束、规范而成为无法想像的混乱；因此，他认为这“无善无恶”的说法，不仅是学术上的学说，而是已经影响到世道人心、社会风气的问题了，必须提出来加以澄清，以挽救日渐沉沦的世风。

    因此，从政治改革到社会改造，以及导正学术思想，都成为他交付给自己的使命，并且终其一生都不懈不怠的朝这个方向努力。

    万历二十六年，他集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学生，重修宋代大儒杨时在无锡讲学时所建的东林书院；六年后书院落成，他出任山长，制定了比照南宋朱熹所建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大会有志向学的读书人讲学其中。

    由于他认为存在于政治、社会上的各种败坏的现象是导源于人心中道德的堕落和学术思想的不正所致：因此，他讲学和设立书院的宗旨以矫正学风、政风、世风为依归，提出的学说由“性善”出发，重气节，强调道德与实践；并且揭櫫为学的终极目标：“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

    他认为“士”应以挽救世道人心为第一职志——这个“士”字当然是儒家学说中的“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这个学说志在恢复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也是他对自己、乃至全天下的知识份子的期许。

    而这个怀着崇高理想的学说一经提出之后，立刻得到了许多共鸣——生在乱世之中，只要是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认同他的呼吁的。

    因此，“东林书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蔚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上的“清流”的力量，既带动了全国各地为私人讲学而建书院的风气；所提出的“救世”、“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学说也唤起了许多人的心志和热血；同时，所聚拢来的群众既多，所发出的议论也就有了实质的力量，而成为能够影响政局的舆论。

    其实，“影响政局”，本来就是顾宪成讲学的目标之一；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记载着：“先生论学与世为体——故会中亦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亦冀执政者闻而药之也。”

    是这样的一份深心悲愿，一份属于知识份子的伟大情操，燃烧成他生命的光辉，傲然兀立于黑暗的晚明，而无愧于人之为人的使命。

    万历四十年，距东林书院落成不过八年的时间，顾宪成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了尚未完成的挽救世道人心的任务，和令人景仰的人生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