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香港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玛西·宾宁代尔是在香港。

    我们是星期二早上离开纽约的，中途飞机只在费尔班克斯①停了停，加了一次油。我倒很想在阿拉斯加实地来一客“烤阿拉斯加”②尝尝。玛西却一心想出机场去打一场雪仗。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妥当，扩音机里已经在叫我们登机了。

    ①在阿拉斯加州。

    ②一种甜食，又叫烘烤冰淇淋，即在冰淇淋蛋糕上覆以经过了烘烤的蛋白。

    我们两个人占了三个座，睡得真是能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按不住这过节一般的兴奋的心情，我们居然也加入了那班没正经的男女所说的“高空俱乐部”。也就是说，人家乘客都在欣赏屏幕上克林特·伊斯特伍德①为了一把金元而把大批坏蛋开枪打倒，我们却在那里偷偷尝我们爱的滋味。

    ①美国著名电影演员。

    飞机在东京着陆，已是星期三（！）的傍晚了。在这里换机，中间有四个钟头的间隙。经过了二十个小时的飞行加缱绻，我已是疲惫不堪，所以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转机休息室里找了一张长沙发，不客气呼呼大睡起来。玛西却依然精神十足，她早就约好了几个人从市区赶来跟她在这里碰头，此刻她就在跟他们谈判。（这并不违反我们事先达成的协议，我们说好了她要办四天的公事，剩下两个星期我们就什么都不管，痛痛快快度我们的假。）等到她来把我叫醒，登机转飞香港时，她跟那位专门供应精致小商品的日本商人高岛矢之间的一笔时髦珠宝饰物买卖，也已经连每个细节都谈妥了。

    我再也不睡了。我太兴奋了，巴巴的只等着看香港那港口一带的灯光。一直到快近午夜时分，飞机徐徐降落了，这时一派闪耀的灯光才终于映入了我的眼帘。那个场面真比我以前见过的照片还要美妙十倍。

    有一位叫约翰·亚历山大·项的，到机场来接我们。显然他就是替玛西照看在港一应业务的头号主管。他年已三十好几，一身穿着都是英国货，说话的口音却是一副美国腔。（“我是在美国念的商学院，”他说。）他老是喜欢说“一切OK”，他为我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也确实可以赞一句“一切OK”。

    因为，飞机降落后还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已经离了机场，穿过港湾，前往我们下榻的维多利亚了。我们搭乘的是一架直升机。从机上看去，那个景色真是太壮观了。整个城市，就像嵌在黑沉沉的中国海上的一颗钻石。

    “本地的俗话说得好，”约翰·项说。“‘万点灯火一天红’呵。”

    “都这么晚了，怎么他们还没睡觉？”我问。

    “过我们的新年呗。”

    瞧你这糊涂蛋，巴雷特！你是干什么来的，怎么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亏你还研究过今年是狗年呢！

    “那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睡呢？”

    “啊，过个两三天也不算什么希奇。”项先生说罢一笑。

    “我可顶多只能再支撑半分钟了，”玛西叹口气说。

    “你该是累了吧？”这个龙马精神的奇女子也会说这样的话，倒着实使我吃了一惊。

    “累透啦，明儿一清早的网球也不想打了，”她说完，还在我耳朵上亲了亲。

    黑夜里我看不到这别墅的外貌。可是那屋里装修陈设之豪华，简直就跟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一样。别墅高高的坐落在半山腰里。也就是说，比下面的港口要高出近一英里（我们乘坐的直升机都没有飞得这么高呢），因此从后院里远远望出去，那景色是绝美的。

    “可惜眼下是冬天啦。天太冷了点，不然还可以下游泳池里去打几个转，”约翰说。我倒没有留心，原来花园里还有个游泳池呢。

    “我的脑袋这会儿就在直打转呢，约翰，”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