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约翰说。

    我憋得都快透不过气了。

    我把话头转到了天气上。

    “到了盛夏季节这里的日子一定是很不好过的，”我说。

    “潮湿极了，”约翰答腔说。

    这个题目我们是早就谈过的了，所以我的回话也是现成的。

    “就跟八月里的纽约差不多，是不？”

    “不相上下，”他说。

    “那是不是……影响了女工的工作效率呢？”

    “你是说……”

    “我看车间里没有安装空调啊，”我说。

    他对我瞅了一眼。

    “这是亚洲，奥利弗，”他说，“不是加利福尼亚。”

    车子还在一路往前开。

    “你住的公寓里有空调吗？”我问。

    约翰·项又瞅了我一眼。

    “奥利弗，”他若无其事地说，“在我们东方，工人对生活所抱的期望是没有那么高的。”

    “是吗？”

    “就是。”

    “可约翰呀，在你们亚洲难道普通的工人就不想要吃饱肚子了吗？”

    他没有答腔。

    “那么，”我又接着说，“你总也承认凭这一块八毛钱是维持不了生活的吧？”

    我知道他心里是早就恨不得一个“千钧掌”把我给劈死了。

    “这里的人干活就是不怕吃苦，”他是一副理直气壮的口气。“我们这里的太太们是不会在美容院里捧着本杂志解闷儿的。”

    我知道出现在他脑子里的一定是我的母亲，在他的心目中我的母亲就是坐在干发器下打发时光的。

    “就比方说你看到的那个小女孩吧，”他又接着说。“她一家都在那个厂里做工。她母亲到晚上还要替我们再做些针线活儿呢。”

    “在自己家里做？”

    “对，”约翰答道。

    “哎呀，这不是劳工法上所说的‘在家做工’吗？”我说。

    “不错。”

    我犹豫了那么一下。

    “约翰老兄，你是商学院毕业的堂堂研究生一个，”我说。“你总应该记得在美国‘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的道理吧。”

    他笑笑。“你不了解香港的法律。”

    “算了吧，你这个丑恶的伪君子！”

    他猛的一踩刹车，车子刺的一声停了下来。

    “我没有必要来挨你的臭骂，”他说。

    “你说得对，”我说着就开了车门。可是不行，我不能就这样气冲冲一走，我还得把这个道理说一遍给他听听。

    我就把口气放得很温和的，对他说：“在家做工所以被判为违法，是因为那可以不受工会规定的最低工资的约束。不得已而去干这种活儿的人，老板高兴给多少他们就只能拿多少。通常都是可怜巴巴的，差不多等于零。”

    约翰·项对我一瞪眼。

    “你的演讲讲完了吗，自由派的先生？”他问。

    “讲完了。”

    “那就请听我来讲讲，你也了解了解本地实际存在的情况。这里的工人所以不参加工会，是因为大家都情愿一个人的工资让几个人分着挣，大家都情愿自己的孩子去干活，大家都情愿能弄上点活儿拿到家里去做。你明白啦？”

    我也不想去跟他多说了。

    “还可以告诉你这个臭律师，”约翰最后说，“在本港是根本没有什么最低工资的。你这个下地狱的坯子！”

    他一踩油门就呼地把车开走了，所以我也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不是早已在地狱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