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才值30万？我们牺牲了8000人，一人1万元，也值8000万元。”身边的人听到余程万的话，全都笑了。

    危难迫在眉睫，余程万还如此坦然。

    12月1日，形势愈加危急。

    中午时分，曾有一股日军寻隙冲到了中央银行大厦门口，皮靴声和叫喊声清晰可闻，如同响在耳边。师部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冲到门口，余程万手持一把卡宾枪，对着冲到门口的日军一阵狂射。师部所有人，包括报务员、勤务兵，都提着步枪和大刀，睁大血红的眼睛，嘶声呐喊着，像一群饿狼一样，从地下室冲出来，旋风般地卷向日军。

    一阵激烈搏杀，日军退后了50米。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当时就和余程万在一起，他见证了五十七师最后的时刻。

    吴荣凯和旷文清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也和余程万在一起。

    很多年后，吴荣凯和旷文清回忆起常德城破的日子，仍旧感叹唏嘘，老泪纵横。

    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

    事实上，当时未被摧毁的建筑，只有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天主教堂。除此之外，常德城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废墟。

    日军距离五十七师师部只有50米，中国军人坚守在中央银行地下室，能够清楚地听到日军的说话声。如果发起冲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穿越这50米。旷文清说，当时守卫在余程万身边的人不足百人。

    这个时候，吴文凯和团长柴意新坚守西门。激战多日，日军先后突破了北门、东门、南门，而西门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军人手中。柴意新率领的一六九团也仅剩下了100多人。这是当时常德城里仅剩的一支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力量。正因为西门未失，五十七师才有了一条退路。

    余程万早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他决心与常德共存亡。部下有人劝说他，要他一定带领大家打出去，迎接援军。余程万当时肯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这样记载：“人类的持久战争是有限度的，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

    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不明白中国军人为什么在弹尽粮绝的死地不选择缴械投降，而选择以死相拼。在西方，他们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如果失去了抵抗能力，是可以投降，以保全生命的。但是，抗战中拿着劣等武器的中国军人，置于绝境，仍然要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向侵略者投降是屈辱的。

    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领各师师长宣誓：“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用汉阳造和大刀歼灭3000名鬼子。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日寇侵入华北的时候，对手下将官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后来，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将领王铭章守卫藤县，藤县失守，王铭章战死。藤县县长周同抚尸大哭，说道：“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然后，他从城墙上跳下，以身殉国。

    武汉会战前夕，日军进犯湖口要塞炮台，官兵齐声高呼“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后，要塞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日军进犯中条山的时候，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所部被围，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唐淮源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