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夏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后，同年12，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被迫实施所谓“攻势防御的作战方针。从次年春开始，”联合国军除继续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外，在正面战线转入加强阵地，不断以小部队对中朝军队袭扰和进攻，并加强其航空兵、炮兵对中朝前线部队的攻击、破坏。不久，马克·克拉克接替李奇微的职务后，继续推行原定的作战方针，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的“八项措施”，自认这是“挑衅性的行动”，妄图迫使志愿军和人民军屈服，实现其“光荣的停战”的黄粱美梦。但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针锋相对地实施了正确的方针、措施，在新的战场形势下，获得了新的胜利。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特别是秋季防御作战表明，我军在装备落后悬殊和供应困难的条件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更有利。这主要表现在：歼敌数量多而我伤亡减少，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打得最顺利的前三个战役敌我伤亡对比为1.5：1，秋季防御敌我伤亡对比则为3：1；可以保持阵地；可以节约兵力和减轻供应负担；部队士气越打越高。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将这些作了总结，于1951年11月向毛泽东主席，朱德、周恩来副主席等作了报告，并指出：“只有坚决执行积极防御作战的方针，才能达到进行持久作战，在战斗中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以期最后胜利的目的。”志愿军首长根据夏秋防御作战的经验，也决定：除特别有利情况外，拟不准备进行全线大反攻战役。

    这时，国内的财政状况很紧张，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缘故，1951年的军费支出约占全部财政支出的50%，而经济建设费用减少甚多。从朝鲜停战谈判情况看，仅仅关于议程和关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就花4个多月的时间，其他三项议程的谈判还需要多长时间？战争还要进行多久才能结束？这些均难以断定。中共中央认为：至少还要做战争拖延半年至一年的准备，即便能迅速停战，志愿军也还需要有相当的兵力留在朝鲜一个时期，以防止敌人破坏，维护停战协定。因此还要继续支持战争。此外，1952年是我国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要完成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从1953年起，我国就要有计划地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我国1951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683.2亿元，财政收入为129.6亿元。以这有限的财力，是难以满足支持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的。于是，中共中央确定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为使作战的规模同国内的经济力量相适应，根据战场形势，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行动方针，指示志愿军：“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杀伤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此外，在停战谈判达成关于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时，美方为军事分界线限定30天的有效期，若停战在30天以后实现，届时则按双方实际接触线重新校订军事分界线。这样，我军就更需要实行坚守防御，以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志愿军一方面在保证作战需要的前提下进行了精简整编，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节约了人力和开支，为国家减轻了经济负担；另一方面大力进行了巩固阵地的工作。

    根据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的经验，我军实行坚守防御，仅仅依靠野战工事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联合国军”集中其优势的航空兵、炮兵和坦克火力，往往对我军一个阵地倾泻数万发炮弹，炸弹，造成我军人地两损。我军阵地上加深的防炮洞（猫耳洞），却对抗击敌军进攻、保存自已有生力量、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志愿军首长对此曾予以充分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