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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艰巨复杂的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是中国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深情厚谊,唇齿相依,都推行着保卫祖国安全,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期望早日实现各自国家的和平统一大业。但是,1950年6月15日,朝鲜爆发了全面内战,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美国当局则迫不及待地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速出动陆、海、空军实行武装干涉,发动了侵朝战争。

    在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之初,中国政府就坚决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美国侵略军的侵朝行为,多次提出了严正警告,表明了我国的原则立场。然而美国无视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坚持向“三八线”以北进犯,企图以武力侵占全朝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特别是美国侵略军于1950年10月初,越过“三八线”,疯狂地向中朝边境推进,并以其侵朝空军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镇。在朝鲜民主主主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保家卫国、维护正义与和平,中国毅然派出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以后,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在7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使敌人付出了23万余人的重大伤亡。

    这时,杜鲁门政府才认识到;想用武力来灭亡朝鲜办不到;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为了寻找出路,1951年4月9日,杜鲁门撤消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职务。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在“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17日,杜鲁门迅即批准了这项建议。于是,艾奇逊多方寻找能同中国打交道、说得上话的“穿针引线人”。但起初找到的人选连连不中。最后找到了乔治·凯南。凯南当时是国务院的顾问,正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里工作,国务院请他立即到华盛顿,向他交代一项特别任务,让他去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凯南在苏联工作时间较久,对美苏关系颇有研究,由他出面去找马立克接洽有便利条件。觊南受命之后,立即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作为私人拜访去看望马立克,并希望他接到信后马上给予回答,写信或打电话都行。凯南收到马立克的回信后,立即于5月31日赶到马立克的住所。凯南见到老朋友,开始不好直接说出来意,只好转弯抹角地谈了一阵以后,便单刀直入地道了出来:“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凯南同马立克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到达北京,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地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综观战场全局,敌我双方经过连续5次战役的较量,力量对比已趋于均势。中朝在兵力数量上虽占优势,但武器技术装备上仍处于悬殊的劣势,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灭敌人或将敌人赶下海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我们曾多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如果美方能与我方“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我方不宜拒绝。

    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的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他说:“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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