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之间的冲突虽然对公众是隐瞒的，但内里却变得越来越激烈。奥罗拉感到她的孩子挣脱了她；患妄想狂的奥罗拉看到了国际密谋，并认为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哈夫洛克·埃利斯是间谍，想使她女儿堕落，其惟一目的是毁掉她这位母亲。因为奥罗拉一直把自己置于宇宙的中心，对她而言，希尔德从未单独存在过，她不过是个工具，是其创造者巨大光环之柄。接下来，她的最坏担心终于被证实了：希尔德加德告诉她要独自去英国。在出发日期前三天，奥罗拉在女儿床边彻夜不眠，看着她入睡；凌晨天亮时，她近距离朝女儿开了四枪，一枪打在头上，三枪击中胸口，希尔德加德当场被打死，死时只有十八岁。

    在审判中，奥罗拉说杀人是“一个崇高的行动”。自己被视为疯子让她非常恐惧，她极力表明自己引以为荣的行为不是神经错乱的产物：“杀一个女儿比生她痛苦多了；生孩子所有女人都行，但杀她们的孩子，不行。”那个时代的精神病学对此案进行了一场十分政治化的大辩论：奥罗拉冷静并且精心安排的荒唐行为，是不是正常？最后，认为她处于大脑功能完全运作状态的愚蠢判决占了上风，因此她被判处二十六年监禁。

    在这里我得说明，没有记者兼作家何塞·曼努埃尔·法哈多的帮助——他为我提供了我正使用的所有资料——我是无法撰写这篇文章的。是法哈多于1987年在《变化16》杂志上发布了精神病学医生吉列尔莫·伦杜埃莱斯和心理学家亚历杭德罗·塞斯佩德斯的发现，他们在西恩波苏艾罗斯找到了奥罗拉·罗德里格斯的病历。直到那时人们还以为奥罗拉曾待在监狱里，1936年她从监狱被释放获得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她的线索。但实际上她的神经错乱变得如此明显，所以1935年12月她被转到西恩波苏艾罗斯疯人院，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她死于1955年。

    阅读奥罗拉·罗德里格斯那二十年的住院病历令人悲痛。首先是因为它的文学类型：一个最残酷和最传统的精神病学派生物，与其说是一份医生报告，倒更像一份三十页的警察证明材料，把奥罗拉的话以一种显然的冷漠收集在那里。

    因为在旧式疯人院里，疯子是一个只说疯话，也就是说，讲些无意义之话的人（被我们称为疯狂的东西恰好就在于赋予现实另一个意义）。

    这份病历还让人逐渐隐约地窥见一个毁灭的惊人过程。在监狱里，奥罗拉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受迫害的英雄改革家；但在疯人院里，她不过是个听不见、看不见的疯子。精神病症把她日益封闭在虚无的发呆状态中。在头几次采访中她还是惯常的奥罗拉，卖弄学问，废话连篇，以自我为中心，让人恐惧（她像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仍然执著地渴望创造她自己的生灵，她制作真人大小、带有生殖器和勃起阴茎的玩具）。十年后她几乎不说话了，只是哭泣，并反复说她太受罪了，她惟一的幻想是死在疯人院外面。在她住院的最后五年，她彻底拒绝看精神病医生：“她不愿意来办公室，不愿意和我们有任何接触。”报告重复说。病历的最后一个记录显得很荒唐：“没有改变，除了她痴呆的倾向。”在二十年里他们无法看到她身上别的东西。

    阅读这份漫长垂死的医疗复述，不可能不对奥罗拉·罗德里格斯感到同情。但也经历了一种原始的、几乎圣经式的感觉——她值得受到惩罚，甚至死刑。因为奥罗拉是一个无情的刽子手，一个可恨和令人厌恶的人物。在她病历的头几页以及记者爱德华多·德·古斯曼《血的奥罗拉》一书中（他是《大地》的总编，很了解这两位女人），非常清晰地刻画了这个女人的恶毒心肠：她的极端自私，她的卑鄙，她的狂妄自大，她如何残酷地利用别人为自己牟利。所有这些都藏在一种忘我和奉献的险恶话语之下——我只为我女儿、为造福人类活着。奥罗拉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