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用的，所以归入鉴赏类。作品中引用典故，说明作者写作时，想到这个典故，引入作品中。注中把这个典故引出来，可以体会作者引用这个典故时，从这个典故中有什么触发，帮助读者去体会作者的情思。因此注中引文，倘引作者以后人写的文辞，是作者所看不到的，就起不了这个作用。那末注中引文可不可以引用作者以后的人的文辞呢？钱先生从《文选》李善注中研究这个问题，认为倘从作者前人的文辞中找不到可以引证的资料，或者找到了前人的资料而看不明白，那末引用作者同时人或以后人的资料来加以证明，还是可以的。比方《文选》里班固《两都赋?序》的注里引了蔡邕的话，即引后人的话来注前人的作品，说明“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大意是说，引后人的话来做说明，表示我不敢专用自己的话来说。又像引班固的话来注张衡的赋，引繁钦的诗来注曹植的赋，即引作者同时人的话来做注。照李善注看，只要引用得当，也是可以的。

    钱先生又引李璧注王安石诗作例来看。如“儿女纷纷忽满前”，这话很明白，用不着引证，李璧却引谢景初的“尽呼儿女拜灯前”，谢诗是讲有贵客到来，所以尽呼儿女来拜见，跟王安石诗的情景不同，这样引用完全没有必要。再像引苏轼的“下第味如中酒味”，来注王安石诗的“旅病愔愔如困酒”，“旅病”当指行旅中的困顿，“下第”

    指考试落第，两者的心情不同，因此用“中酒”来注“困酒”也不确切。再像李璧引苏舜卿的“娇癔人家小女儿”，改为“娅姹人家小女儿”，来注王安石“娅姹不知缘底事”，“娇癔”指小女儿的神态，王安石的“娅姹”指黄莺的鸣声，这样改字来引证，更不对了。

    钱先生又指出引后以明前，也有引得比较好的，如王安石《送吕望之赴临江》：

    “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暂得免苞苴。”黄庭坚《黄雀》诗：“牛犬垂天且割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颅虽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羹。”李璧引“头颅虽复行万里”来注。“头颅行万里”，见《后汉书?袁绍传》：袁绍子袁尚、袁熙战败走辽东投公孙康，康把他们捉住，坐在冻地，袁尚求一条席子。康说：“卿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遂斩两人头送给曹操。王安石用这个典故，说黄雀有头颅，可以飞行万里。

    想因吕望之出去作临江太守，黄雀得免于被捕杀作苞苴，苞苴指用物包裹。黄庭坚把王安石诗改写成黄雀虽然可行万里，还是要被捕杀来作菜羹。即用王安石诗来分出新意，所以称为“脱胎换骨”。再像王安石诗：“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见《汉书?韩信传》：韩信领兵击赵陈余，广武君李左东劝陈余深沟高垒勿与战，他引精兵二万袭其粮道。陈余不听，韩信遂进兵击杀陈余，擒李左东。信解其缚，师事之。王安石用这事来赞美韩信。李璧引黄庭坚的诗来作注。黄庭坚把王安石的两句诗化成四句，这也是“脱胎换骨”之法，这样以后注前，可以使人了解怎样“脱胎换骨”，还是有作用的。下面讲《复斋漫录》今已佚，见《苕溪渔隐丛话》中引用，有的又见于《能改斋漫录》，两书引用《漫录》，究竟谁引谁，已不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