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的。因此引王充《论衡》中的说法，把读经的称为儒生，创作文章的称为鸿儒，认为创作文章的人胜过儒生。

    汉朝以后，研究经书的考孝廉，创作文艺的考秀才，晋宋时看重秀才。又举陆澄、刘昼、马敬德三例，说明学人望为文人而不可得，即文人会创作文艺，胜过儒生。

    这里谈到翁方纲，提倡“举人之诗”，即“肌理说”。他在《诗法论》里说：“法之立也，有立乎其先立乎其中者，此法之正本探源也。有立乎其节目，立乎其肌理界缝者，此法之穷形尽变也。”“夫惟法之立本者，不自我始之，则先河后海，或源或委，必求诸古人也。夫惟法之尽变者，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必求诸古人也。”（《复初斋文集》八）他讲法，有正本探源之法，是立本的，有先河后海，这个本指什么，如“诗言志”，“诗缘情”，这就是立本，是求之古人。有穷形尽变之法，讲大面始终条理，细而用字论音到承接转换，那怎样穷形尽变呢？根据不同的言志缘情，作出穷形尽变来，因为各人的情态不同，所以表达不同情态的文辞也不同，这就需要穷形尽变了。这样，“肌理说”有两种理，一是立本的理，即求情理，这是救神韵派诗的空虚；二是条理的理，即穷形尽变的理，纠正格调派的模仿。但“学人之诗”，还是受当时考证学的影响，以金石考订为诗，这又走入歧途。他的立本，不是以表达情理为本，以金石考证为本，他的穷形尽变，不是讲表达不同的情理，讲表达不同的金石考订之学，成了学人的韵语，不成为诗人的诗了。

    （2）

    夫以萚石之学①，为学人则不足，而以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此中关捩，煞耐寻味。锺记室《诗品?序》云②：“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杜少陵自道诗学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③；信斯言也，则分其腹笥，足了当世数学人。山谷亦称杜诗“无字无来历”④。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学人之诗”题目《草堂》一集者乎⑤。同光而还，所谓“学人之诗”，风格都步趋昌黎⑥；顾昌黎掉文而不掉书袋，虽有奇字硬语，初非以僻典隐事骄人。其《答李翊书》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学而自画，已异于博览方闻。《进学解》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又一若河汉无涯涘，足以为学人者。然读《答侯继书》，则昌黎用意自晓。曰：“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所志惟在其意义，至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门户”云云，则亦如孔明之“仅观大略”⑦，渊明之“不求甚解”⑧。舍名数而求意义，又显与戴东原《答是仲明书》背道以趋⑨，盖诗人之学而已。故得殷侑《公羊传注》，答书至云：“每逢学士真儒，愧生颜变，不复自比于人。”昌黎不自居学人，即此可证。唐后首学昌黎诗，升堂窥奥者，乃欧阳永叔，永叔固即刘原父所讥为“欧九不读书”者⑩。阎百诗《困学纪闻笺》卷二十谓⑾：“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青主以百诗为附和原父⑿。要之欧公不得为学人也。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萚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⒀。萚石实非学人，诗佳处亦都在放笔直干，非以襞襀奥衍开生面。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鳌呿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⒁，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⒂；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洩也。（177—178页）①萚石：清钱载字，有《萚石斋诗集》五十卷。

    ②锺记室：梁锺嵘，为晋安王记室，有《诗品》三卷。

    ③杜少陵：唐杜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