⒅司空表圣：唐代诗论家司空图字。

    ⒆檀越：梵语，施主之义。安国：即齐安国师，嗣法于马祖。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一部系统的以禅喻诗，偏重于论诗的艺术性的专门著作，对宋诗的弊病和诗坛上的宗派模拟，“好钩新摘异，炫博矜奇”，提出严厉的驳难。因此，自它问世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若干问题的认识也引起了不少争论。

    这里两则是专就才、学、识方面的问题，作出公正的评价，并指出袁枚的《随园诗话》与严羽的《沧浪诗话》、司空图的《诗品》一脉相承的关系。

    一、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的第一句话，便是“诗者以识为主”，“识”在这里是指对诗应具有的一种审美、品味、辨别高下的能力，也就是严羽说的对于入门“路头”的判断力，因此，他将“识”看得头等重要。他又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讲的是“才”与“学”

    的问题，基本精神是重别才而不废学。钱先生认为：与其言“学人之诗”，遭抄书作诗之讥，不如言诗人之学，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非学，但必须读书极其至，亦即钱澄之所谓“诗有别学”。然而严羽的不废书，以读书达到最高境界的主张，却历遭非难，明黄道周指别才非学为“欺诳天下后生”的瞎说（《漳浦集》卷二十三《书双荷庵诗后》），明遗民周容以反问为责难说：“盛唐诸大家，有一字不本于学者否？”并诬严说为“流弊”（《春酒堂诗话》）。清朱彝尊指桑骂槐，诋毁说：“坐坛坫诗，不知自量”（《静志居诗话》卷十八），其实他仅注意严羽的别才非书，未注意下文，竟指严羽“不晓事”；汪师韩反击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诗学纂闻》）；近人李详亦为朱彝尊之诬推波助澜，说别才非学靠不住，陈衍开始沿袭朱彝尊的错误，后为李详诗作序时，才说严羽的“非关书”，是指开始作诗时，因此不误。清人徐经《雅歌堂甃坪诗话》卷二有赞同严羽别才非学的话：“诗学自有一副才调，具于性灵”，“古人未尝不力学，而诗则工拙各异”，是因“才自有别，非一倚于学所能得”；张宗泰《书瓯北集后》（《鲁岩所学集》），亦支持严羽别才非书的立论，他从古今文人学士中有鸿才硕学、博通坟典者，于吟咏无一字留传的事实，证明诗乃别才非书；宋咸熙诗话《耐冷谭》亦称严羽“持论本极周密”，他指责明人解缙截取严羽《诗话》首四句，断章取义，以为学诗者不必读书，影响很坏，甚至“诗道于是乎衰矣”，他开始也是非难严羽的，及至学富之后改变了看法。钱仪吉在《颐彩堂诗序》里也肯定严氏论诗曰妙悟，曰入神，并未有废书之说。陈寿祺《萨檀河白华楼诗钞叙》亦称严氏别才非书、读书穷理“能极其至”之说“卓哉”，他还用了一系列比喻说明诗乃别才之说，认为诗抒性情与读书穷理是两种功夫，而多读书，就像饮于江海的人，可于杯勺中想见波涛；宰牛者一点一点动刀，画马者须胸有全马的构想，对此若不“穷理”，便难以成功。张际亮《答朱秦洲书》亦称严氏别才别趣，归之于读书穷理，是“二者兼美，本无偏颇”，并以为可救清诗之弊。这里认为凡诗之少料而以为灵，或诗之多料而以为厚者，皆须反复读三遍《沧浪诗话?诗辨》，至于冯班的《钝吟杂录?纠缪》，仅是纠正其《考证》的部分错误。这里还指出，陈衍说“多读书言其终事”不确，因杜甫读破万卷之后，方下笔有神，可见“多读书”非“终事”，严氏主张别才，以学补充；陈衍主张博学，以才驾驭，所以同是主张读书，意义却大不同。

    二、钱先生举引若干例证，说明袁枚《随园诗话》论诗以妙悟为主，论文章以神韵为归，与严羽《沧浪诗话》、司空图《诗品》的立论暗暗相合，有着一种承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