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韵与典、远、谐、则
,商隐实学杜甫。即书法追溯到柳,诗法追溯到杜。
(27)裹阳:唐孟浩然,襄阳人。槎头缩项:鳊鱼,缩项,味美。孟浩然《岘潭作》:
“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杜甫《解闷》之六:“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这是说杜甫赞美孟浩然的诗。这里指王士禛能赏识黄庭坚诗。
(28)道园:元代作家虞集号。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
这两则分别论析王士禛的诗和诗论。
就王士禛的诗来说,钱先生指出他善于掩饰自己天赋之不足,能以人工取胜,正如袁枚所喻,“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然稍放纵,不加检点,便蓬头垢面,风姿全无。如他的《香奁诗》,写浓香、圆月、断肠、钟情,香艳至为俗气,给人‘狼藉阔眉”之感,比如这里举到“香到浓时尝断续”,“情到锺时骨自柔”这类诗句,几乎不像出自王士禛手笔。汪琬,士禛友,改官翰林时,别纳小姬,王士禛 为之戏作《花烛词三首》云:“花间灵鹊报新除,才子今年典石渠。未必风流输小宋,两行红烛照修书。碧玉回身奈此宵,汝南鸡唤夜迢迢。从今倦听兰台鼓,莫更薰衣事早朝。……”
尤其不堪一读。在论诗方面,他亦善掩饰才力之薄,而言神韵妙悟,玄虚难解,佯作解会,故钱先生认为王士禛诗病在于误解严羽诗论。严羽论诗主张意在言外,弦外余音,是要求诗在艺术上达到一种含蓄而具神韵的境界,而王士禛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理解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理解成无话可说。如照王士禛误解了的要求作诗,只能是真、浅、露三字,恰恰是犯了严羽的大忌。陆蓥《问花楼诗话》载:赵执信尝向王士禛请教声调,王秘不相告,论诗又多异同,赵执信即作《谈龙录》相讥,虽有泄私怨之嫌,但他转引吴乔的话说:“朱贪多,王爱好”是对的。钱先生也有同感,认为王士禛确有如真龙而见首不见尾者,即有成功之作,然大半是像以牛尾插地,骗主人说牛已入土中,其实是空无所有。施闰章称王士禛诗“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楼,缥缈俱在天际”,犹如禅家所谓顿现,而自称作诗犹如渐现。
这里指出闰章此说是上了王士禛 妙悟之说的当,以为他会顿悟,实则王士禛每于写作前都早有准备,只不过是以顿现的方式将作品示人。缪荃孙也揭穿过王士禛文思并非敏捷的秘密。更有甚者,昭梿记王士禛诗思非但不敏,而且迟钝,康熙帝曾出题面试,他几乎交白卷,因为他选词用句必得有所依傍,否则不能下笔。但是读者毫不在意他是否有所因袭堆垛,唯爱其诗的清新淡雅,可见,王士禛作诗善于藏拙的本领有多大,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难得的天分。他谈艺注重“典、远、谐、则”四字,在创作实践中皆能付诸实现,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就王士禛的诗论而言,钱先生指出他论诗的特点是宗旨狭窄,涉及朝代却广。“典、远、谐、则”是他对诗的要求,具体说就是作诗须做到典雅、深远、合谐、正宗,只要达到此标准者,他对唐宋元明人皆不废弃,但选辑《唐贤三昧集》时,虽标为正宗,却又不收李杜元白,论诗也不满王杨卢骆,这个矛盾说明:王士禛标举的神韵,实无具体内容,易流于空泛,而他所好的“典、远、谐、则”,要求过分,又易于掩却真性灵。
因此,他自己作诗或论他人的诗作,都受到局限。此外,钱先生又举引王士禛论诗的诗例,认为他并没有另眼相看宋元诗,他欣赏黄庭坚的“清新”和“孤诣”,认为历来学杜者没有赶上黄庭坚的;推崇欧阳修、梅尧臣、黄庭坚诸家的“才力学识”皆逾越百代;认为宋祁诗字字有来历,用功颇深,即使明代的大家也有所不及;指出胡应麟虽看重宋人,却未能深识苏轼、黄庭坚。翁方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