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省下的命令是“保护”。弄得护送诸将摸不清头脑。最后结果又是主和派的主张胜利，他们派人在黄河边上树立大旗，严令军队不得绕过大旗赶金军，否则，一概处死。

    以后种师道又提出亡羊补牢的办法，建议集合大军驻屯黄河两岸，防止金军再次渡河，预为“防秋”之计。渊圣准奏施行，不久又听了主和派大臣的话，认为万一金军不来，这笔巨大的军事费用，岂非白白浪费了？这一条还是拒绝采用。

    大好机会都被断送了，以后种师道气愤致疾，以至病死。李纲在河北、河东宣抚使任上，受制于朝臣，无所作为，最后被逐到江西。朝廷清一色地都换上主和派，这才使得他们耳目清净。

    争论的第三方面是对发动宣德门事件的军民太学生处分的问题。

    宣德门事件以后的第六天，金军即自动撤退，两者的因果关系十分显然，可以说，是人民挽救了北宋王朝。何况，那一天渊圣宣旨中有“诸生上书，朕已亲览，备悉忠义”的话，充分肯定陈东等人的爱国行为，本来已没有再加讨论的余地。

    不过主和派在宣德门外吃了大亏，岂甘罢休？他们一再提出“陈东等以布衣胁天子不可赦。”太学的行政官国子司业黄哲上奏：“太学诸生伏阙上书，致令兵民乘势作闹，上烦圣训丁宁。臣等职司教导，不能表率诸生……难以备员学官，见今待罪，伏赐黜责。”

    这件事舆论的反应强烈，太学生的特点之一是压得越厉害，反抗也越强烈，他们打听到黄哲之待罪是由于受到某些政府要员的胁迫所致。太学生沈长卿上书抨击主和投降派之无耻行径，也提到目前某些措施与当日渊圣本人的表态前后矛盾：“臣虽至愚，心知前日奸邪之人重以变乱之说惑陛下者，是致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是也。”这封万言书敢于指责当权的政府要员是“奸邪之人”，也敢于指责“陛下德音始终反复如此”，可说是封建式的民主的一个样板。

    鉴于士气激昂，渊圣皇帝批复黄哲的奏章有“朝廷方开言路，通达下情，士人伏阙上书，乃是忠义所激，学官何为自疑，乃尔待罪。可速安职，仍晓喻诸生”等语，再次肯定伏阙事件。对沈长卿这样激烈的言论也没有加罪。反而下旨褒奖参加伏阙上书的太学生雷观，赐同进士出身，补迪功郎。一个月以后又赐陈东同进士出身，温旨褒奖。主和派看看这出戏唱不下去了，只得暂告休战。不过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对陈东等人切肤之恨是消除不掉的，只在等待机会，再向陈东他们开刀。

    以上几个问题的争论，反映朝廷中两大派斗争的激烈。

    马扩希望战衅一启，各方面的人员都能捐弃成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善良、天真的幻想。在东京，派系的矛盾，正议与邪论的交锋，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争取渊圣皇帝站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正在不断加剧，有增无已，首都从来都是各种斗争集中的场所、矛盾的焦点。其他地方也不见得好多少，譬如在真定，则连他本人也成为这个伟大的信念的牺牲品了。战争并不能消除矛盾，反而制造了新的和更大的矛盾。而各种形式的矛盾肯定会大大地削弱备战力量。

    北宋政府能够用来抗战的一点力量，在新的战争来到之前，已经在内部纠纷中消耗殆尽了。

    李邦彦第二次下台后，徐处仁、吴敏曾分别升任太少宰，以下的执政除枢密使许翰外，基本上都是主和派。徐处仁有“清亮刚直”的美誉，从外地调到朝廷来，摆摆样子，实际上，除最后与吴敏吵了一架以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清亮刚直”的作风，倒是同流合污的地方很多。吴敏则依仗有定策之功，得到渊圣皇帝的信任，独掌朝政大权。

    吴敏促成太上皇禅位之议，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中曾向渊圣竭力推荐李纲，用为亲征行营使，在太学生伏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