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靖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粘罕大军渡过河阳的黄河渡口算起,两天以后斡离不大军也渡过魏县李固渡的黄河渡口,直到十一月三十日,金朝东西两路大军同日到达,会师于东京城下,闰十一月一日金兵正式攻城的二十天是民族危机空前紧急,是北宋朝廷已处在生死绝续关头的关键性的二十天。
作为高级军官吴革、作为刚刚有了一个出身的起码官员雷观、作为尚无一命之荣的太学生丁特起、作为各阶层市民的医士邢倞和染匠何宏,作为闭门谢客的歌妓李师师等都明白地感觉到,在这关键时刻中宋朝人应当有所行动才能打退金人,决不能寄托希望于一场瘟疫和一场大地震使金人乖乖地自动撤退。
但是作为主持朝纲的当局大臣何栗、孙傅、唐恪、耿南仲这些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做了哪些应急的准备工作,采取了哪些战守的行动呢?
说来好笑,渊圣皇帝命令吴革到陕西去勾兵的明旨下来以后,大臣们进行了一场讨论,首先对并非由他们推荐而是渊圣皇帝直接召见的吴革感到十分不满。如果哪一个普通军官都可以直接见到官家,妄论国是,反对割地、劝渊圣“不复议和”,朝纲岂不是要大乱了?他们先给吴革加上一个“动摇国策,荧惑圣听”的罪名。然后针对吴革的“勾兵陕西”之议,提出两条理由:
第一条是属于财政方面的,如果陕西或其他地方的勤王军都“勾”到了,这笔费用如何开销?他们的官样文章是:今百姓困匮,调发不及,算数十万兵于京城下,财用何以给之?说得好冠冕堂皇!不过他们忘记了一条,他们还准备补足年初斡离不围城时勒索去的不足之数,另外每年加三十万两匹银绢赂献金师,以求缓攻,不知道这笔帐准备如何开销?
第二条是属于外交的,说是今朝廷讲和,不务用兵,若使金人知道朝廷已在东京附近征集军队,志不在和,岂不激怒了他们。
根据这两条理由,他们决定不准吴革前往“陕西勾兵”,也不准另一个带兵的文官张叔夜率领所部从京西路前来勤王。
作为普通军官的吴革,的确不了解朝廷事务的复杂性,渊歪皇帝亲自接见他,当面跟他说要他去陕西勾兵,后来又正式下了明旨,却还是作不得数。只要在宰执之间有了反对的意见,他们就有本事使诏旨成为一纸空文。吴革后来续得诏旨命他暂缓陕西之行。那时潼关已遭金军封锁,吴革还当这是官家对他保全之意,怎知道其中还有这样复杂的经过?
后来有一次,他因议论京城防守军务与耿南仲在政事堂争执起来,耿南仲气鼓鼓地朝他白了一眼,然后冲口一句骂出来:“公之言何一似太学生?”
吴革当时还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后来问了丁特起,才知道在政事堂中,太学生就等于是盗匪寇贼的同义词。主战的太学生是主和的宰执们的第一号仇敌,普通军官吴革说起话来和太学生一样,根据他们的逻辑,他当然也是他们的第一号仇敌。
吴革到京城来了一两个月,学了不少乖,到最后总算弄清楚了官家要他与宰执们商量战守之计,实际是“与虎谋皮”的勾当。他这才下了决心要与何老爹等人组织“地下据点”来进行抗金的大计。达官贵人中间既然找不到同盟者,只好在市井细民、学生官兵中寻求志同道合的人,这是事理发展势所必然的。
不过宰执大臣,也还有各自的面目,并非完全划一。譬如“主战”的宰相何栗,他的面目便不同于其他的宰执,做出事情来也别有一副肝肠。
何栗为人犹如一只红萝卜球,他的主战的主张好像一层红皮,用手指甲把它剥去,里面雪白的萝卜心子就露出来了。他是战在皮外,和在心子里。其实从他本人的外形来看,圆滚滚的脸,圆滚滚的身休,圆滚滚的一团被酒糟染得通红的鼻子,也很象一只红萝卜。何栗上台前曾受到太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