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的地方，一部分被遣送复员回西北，一部分参加太原解围战而遭到损失，一部分在防河战争中溃散，还有一部分被主和大臣以经济上的理由遣散。以致金军进至东京时，城内的守军不满七万。各地勤王军早已受到朝命钤止，裹足不前。只有南道总管张叔夜与两个儿子伯奋、仲熊不顾朝命，募兵一万三千人，奋勇前进，在颍昌府遭遇粘罕所部，大小十八战，互有胜负，最后全军突入东京城，这是第二次围城之役中唯一的一支能够进入东京城的勤王军。

    当然不能忘记官家、宰相倚为长城的那支神兵，以及围城当天就被击溃逃散的五万保甲兵。所有这些军队统统加起来也不过十三四万人，未经一战，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在质量上更是相差甚远。

    所幸第一次围城之役中守城已有相当经验的禁军将领姚友仲、何庆彦等仍在军中。在西军中被推为有大将之才的吴革，也有守城经验，受到姚、何等将领的尊重，后来在攻守战中他起的作用很大，隐然成为事实上的军事长官。留居东京纳福的两军宿将刘延庆一度被任为“提举四壁守御”，负责城守之责，那是朝廷要加重他的部将范琼的事权，不过无论范琼，无论刘延庆都不能寄以希望。刘延庆最后发生一次作用，那是在攻守战十分剧烈时，渊圣问他事势如何？他以习知战守的边将的资格，说了一句实话：“大臣谓城之不可破者，皆是欺罔朝廷，今日之事，可谓危矣！”他说这话的目的是要让渊圣了解事实的真相，采取必要的战略措施，还是危言耸听，促成渊圣议和，现在已不得而知。

    在这些带兵的文臣和将领中，资望、地位，能力能够当统帅之重的看来只有张叔夜一人。围城前，朝廷中竟找不出一个与第一次围城之役的李纲一样的统帅人选。张叔夜这时已除签书枢密院事，有调遣军队的权力，他不避赚疑，勇于任事，担负起城守的重责，重用吴革，令他四城策应，把姚友仲等布置在适当的岗位上，并亲自上城头督战。连日攻守战，尚能相持，张叔夜是有一定功绩的。

    但是朝廷并没有真正任命张叔夜为统帅，议和的阴谋仍在进行。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谈不到什么议和了，除非就向金人投降。金人开出来的都是要向他投降的条件。宰相何栗在都堂上饮酒谈笑自若，还拍桌击节，歌唱柳永的小词。然后问问属吏，议和的条件谈得怎样了。属吏据实汇报，他摇摇头大言道：

    “便饶他漫天索价，待我赂地酬伊！”

    有一天，他听说张叔夜擅自召集守城将领会议，准备出击。他一怕张叔夜夺了他的权，二怕诸将领夺了郭京六甲兵的功，大吃一惊，急忙奏准官家，诏止叔夜道：

    “同卿檄召诸将，莫是欲出战否？如欲出战，幸先示及。”

    渊圣这话表面上客气，实际分量很重，张叔夜吃了这一闷棍，怎敢再议出兵？后来索性力辞签书枢密院之职，不敢再担负起守城的垒责。

    在张叔夜幕下任职的太学生丁特起看见出击之事不成，张叔夜又意存消极，不禁滴泪沾裳。他与吴革商量后，上书乞早决用兵之计，毋淹延不断，养成夷狄之患。这样的上书，当然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

    在这二十多天的围城期间，宋朝方面竟然推不出一个统筹战守的真正的统帅，直到城池失守为止。

    军事力量和统帅事权的对比，宋朝又是大大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切斗争，与敌人作政治或军事的斗争，与自然界作生产建设或抗暴的斗争，最痛心的一个现象莫过于力量内耗，在自己内部的矛盾中把力量消耗殆尽，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中充分暴露无余，以致在攻守战尚未正式开始以前，两军的优劣势就已十分明显。

    东京城的前途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