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孝纯与童贯争辩的当儿，并不期望宣抚司的幕僚们能够挺身而出，力持正义，帮他讲句公道话。不管是平日议论尚有一定是菲羞恶之心的宇文虚中，不管是近年来曾在他幕下一起募兵、相当熟悉的孙渥。因为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旦夕之间，太原就要沦为战场，沦为战场就有被杀受俘的危险。何如名正言顺地跟随童贯逃走？早早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既然是宣抚使的僚属，跟着宣抚使本人走路，总是不错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马扩。马扩向来敢争敢言，在童贯面前，不愿苟容自安，如今在要不要童贯留在太原府这样一个明显的是非问题上，相信他是能够仗义执言，为自己张目的。因此，在他与童贯争辩时，曾几次目顾马扩，希望马扩有所表示。但结果是大失所望了，马扩竟然象其他的幕僚一样，毫无表示。后来张孝纯大骂不顾名节，只图逃命的狐兔之辈，这话固然是冲着童贯而发，但也未尝不把马扩包括在内。

    张孝纯决不是能把自己的想法隐藏在心中，等到考虑成熟后再声张出来的人。特别当自己作了这样节义的表现心情十分激越的时候，当真以为天下人能为大宋朝廷、宣和天子死守封疆，寸步不移的，只有他们父子三个——还有一个在河东平阳府军队中当统制官的儿子张灏。他们是最重要的人，太原是最重要的地方，他们死守太原乃是最重要之事。王禀如果愿意跟他一起死守，把他的萤火微光附在他父子日月之明的骥尾后，那还可以考虑。至于象马扩这样临难苟免的人，实在是一钱不值，过去未免把他看得过高，现在马扩即使要留下来，他也未必照准了。

    散衙以后，他就把这种想法说给王禀听。

    “马子充岂是临难苟免之人？”平日不轻易表态，说话又不会转弯抹角的王禀一句话就挡住了张孝纯对马扩的诋毁，“惜我公与子充同事多日，尚未深知他之为人。子充思虑周详，议论行事，每每出人意料。此事他或另有打算，却非某所能蠡测？”

    “让童贯从太原逃跑了，不出一言相诤，只此一事，便是天下罪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显然张孝纯不能够容忍在他的所谓重要的事情以外还有人“另有打算”。从这句不入耳的话出发，他又转进一层想道：“他们西军中人，总是互相回护，有私无公。如今俺把城防之事，全交与他管了，只怕他临事多有藏掖，处理不公，叫俺河东军吃了亏，此事倒也不可不防他三分。”

    门户之见与空发议论一样是宋朝文人的两大通病。太学生出身、进士高第，做到地方大员的张孝纯也未能摆脱门户之见这个毛病。首先因为他与王禀不属于一个“派系”，即使平常很尊敬他，听了他一句直率的话就会引起种种想法。张孝纯已经忘记了王禀是战功卓著的西军大将，当初唯独他不愿复员回西北去，甘心留下来协助自己充实河东防务，这正是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表现，张孝纯也忘记了正是依靠王禀和他所部的五千泾原兵的努力，把太原府布置得铁桶一般，使他敢于信心十足发出“太原防务，必不可虑”的豪言壮语。过河拔桥，甚至河还没过，思想上先要拔桥了，这些文人学士的毛病，还不仅仅是健忘而已！

    王禀说马扩另有打算，确是相知甚深的推论，并非私阿所好。在宣抚司应该设在哪里这个问题上，马扩确是想过了，想得很深，考虑得比较全面。

    童贯说安抚使守土有责，理应死守，而自己作为宣抚使，却可以理直气壮地逃回京师。这是诡辩，是他的幕僚范讷、王云那帮人想出来的一个花招，是专门在字眼上打滚的秀才技俩，根本不值一驳。

    这个范讷虽是童贯幕下的多年僚友，平常素飧尸位，出的鬼点子不多，又怪他的娘老子没给他个好姓名。在司里，人们把他与醉鬼孙渥并称为“酒囊饭袋”。酒囊尚可，饭袋尤其难听，使他深以为耻。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