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什么。

    不久以后，我在树林里遇到邻居马索，告诉他我们是如何上了栓剂这一课，他觉得滑稽。可是对一个到医院割盲肠、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左腿不见了的病人来说，这么离谱的事情可就一点都不好笑了。

    我觉得这肯定是假的，但马索坚持说是真的。

    “要是我得了病的话，宁可去看兽医。兽医至少还清醒些，我不相信医生。”

    幸好，马索对法国医疗业的看法并不足以反映现实情况。在普罗旺斯也许确实有些医生对截肢有特殊爱好，但是我们从不曾遇见。事实上，除了这次“单核细胞增多症”的接触以外，我们只看过一次医生，而那次遭遇要批判的是官僚主义。

    那一次是为了取得我们的外国人口居留证，我们前前后后经历了几个月的文件大战，最后终于进入了高潮。我们跑遍了市政厅、警察局、税务局，然后又回到市政厅。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被告知还需要填其他表格，当然了，这些表格要到别处去拿。最后，我们终于确信手上已经有了一整套证书、证明、声明、照片和重要数据，我们高高兴兴地去了市政厅，以为这已经是通向胜利的最后一关了。

    我们的档案被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我们既无犯罪记录，又不打算抢法国人的饭碗，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国家的拖累。好了！文件检查完毕，我们终于可以合法地住下来了。

    市政厅秘书友善地微笑着，又递给我们两份表格，她说还得做个全身检查来证明我们身心都很健康。奔牛村（Bonnieux）的费诺伦医生会很乐意效劳，于是我们又上路直奔奔牛村。

    芬耐隆医生很迷人，也很活泼，他帮我照X光，然后做了个简短的问卷调查。

    有没有神经病？没有。

    有没有癫痫症？没有。

    吸毒吗？酗酒吗？容易昏倒吗？

    我倒以为还会问问我们的排便习惯以防增加法国的便秘人口，不过对移民局而言，这似乎不重要。我们在表格上签了字，费诺伦医生也签了字。然后他打开抽屉，拿出另外两张表格。

    他很抱歉地说：“当然！你们没有任何问题，只是……”他耸耸肩说，在发给健康证明书前，我们必须拿着表格到卡维隆做血液测试。

    “还要做什么样的特殊测试呢？”

    “是……”他看起来歉意更浓，“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