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的市民们想到那个快活日子里，大家又可以狂欢一个月，可以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鲜节目，也不禁为之心花怒放。

    人人都不愿做“瓒”，人人都要走到时间和事实的前面，把胜利的消息尽快地抢到手。从某个角度来说，东京人是属于一种脆弱的民族，他们对于流言蜚语、造谣惑众、细菌病毒以及任何武装的和非武装的攻击都缺少抵抗力，如果他们还没有被真正的战争锻炼得更加沉着，更加刚毅的话。

    在胜利的瘟疫席卷全城的日子里，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感染，除非是受过战争锻炼的刘锜、马扩这样的真正的军人才具有免疫力。刘锜、马扩都是主战派，既然主战，就希望胜利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但是胜利必须来源于切切实实地为它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必须根据事实，而不是盲目地乐观，轻率地估计，或者虚矫侈言，哗众取宠。

    刘锜、马扩凭着军人的直觉，加上近来不断获得的资料，推断这将要来的战争是一场激烈、紧张的鏖战。这场鏖战又因为当局者的种种荒谬措施，而增加其艰苦性。它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军事游戏，华而不实的“勒兵巡边”。胜利要靠战士们双手打出来的，虚声恫吓，或者空发一通议论，或者写两篇文章都不能代替它。他们还像当年在西军时憎恶“从东京来的耗子们”一样憎恶经抚房的文官和宣抚司的僚属们（不幸的是马扩本人不久也将成为他们的同僚）。文官和幕僚们凭着一时即兴，对战局作出种种乐观的预言，大发议论，上万言书，到处制造舆论，这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这跟他们遭到一点挫折时，就惊慌失措，六神无主，表现为极度的悲观失望一样。没有这些空论，不写几篇官样文章，他们又靠什么来糊口、发财、升大官？空论多原来就是宋朝政治的一个特色。但是朝廷根据这些空论来制定国策，并且在有意无意间造成许多人的轻敌心理，使我军处于骄兵，使敌军处于哀兵的地位，没有作战以前，就酝酿不利于作战的消极因素，这就为害非浅了。

    瘟疫越流行，马扩、刘锜也越担心。使他们担心的除了上述种种理由外，还有最近马政从前线寄来的一封家信。

    大军抵达前线以来，京师与雄州之间，信使往来频繁。马扩结婚前后，曾托人转去几封家信，马政直到现在才抽得出功夫写一封详尽的回信。不消说，这封信既是对儿子的管复，也为了要使赵隆、刘锜尽可能地了解前方的情况。

    马政的信一直追溯到当初他在渭州和秦州的活动，以及后来他奉种师中之命到淮宁府把胜捷军带往前线的经过。凑巧的事情是：三月初一，儿媳妇结禧之夕，他正好带着这支人马路过京师，在陈州门外驻营过夜。固然当时他不知道结婚就在此夕，即使知道了，他也不能进城来。因为这支军队的官兵们这样强烈地希望进城来逛一逛，要不是他以身作则，严守岗位，就很唯钤束住他们的自由活动。他慨叹地说；他在西军中带了半辈子的兵，也不曾碰到这样难于约束的部队。这是个不好的朕兆。由于主婚人在婚礼中的缺席，偏劳了赵隆和刘锜夫妇，为此他特表歉意和感谢。

    他说到雄州前线，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宣抚司和统帅部的“交锋”。宣抚司人员层出不穷地跑来找岔子，但种师道也不是好惹的，每天打了不少笔墨官司，把人们的精力都消耗在这些地方，真可为之浩叹。

    儿子转告他刘子羽转告的消息，说王麟、贾评要告他的状，对此，他只是一笑置之。他说这两个目前又是宣抚司里的红角儿，雄州城被他们扰得人仰马翻。他们见到他就瞪眼竖眉，恨不得把他置之死地。他心之所安，对他们也无所畏惧。

    然后他谈到主题，谈到当前的敌情。目前大军只在雄州前线布防，最前线的白沟只有小部队驻屯巡哨，和隔河的辽军没有发生过正式的接触。但据探马报来，从霸州到白沟一线，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