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要丹东，也不要罗伯斯比尔。”

    他死死盯住他们俩，又说：

    “我给你一个忠告，丹东。你在恋爱，你想再结婚，别再过问政治了，聪明一点。”

    他朝门口后退一步，准备出去，并且阴沉地向他们告别：

    “永别了，先生们。”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打了一个寒战。

    正在这时，从厅室深处传来一个声音：

    “你错了，马拉。”

    大家都转过头来。在马拉大发雷霆时，他们没有注意从里面的门里进来了一个人。

    “是你，西穆尔丹公民？”马拉说，“你好。”

    的确是西穆尔丹。

    “我说你错了，马拉。”西穆尔丹又说。

    马拉脸色铁青，他苍白时就是这样。

    西穆尔丹又说：

    “你是有用的人，但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不可缺少的人。为什么威胁他们呢？联合！

    联合！公民们！人民需要我们联合。”

    他的出现犹如浇了一盆冷水，就像在家庭争吵中出现了外人，他即使不能解决问题，也至少能产生表面上的平静。

    西穆尔丹朝桌子走去。

    丹东和罗伯斯比尔都认识他。他们在国民公会上注意到这个名声不大的强人，人民都和他打招呼。然而，罗伯斯比尔拘泥于形式。他问道：

    “公民，你是怎样进来的？”

    “他是主教府的人。”马拉说，声音里有某种顺认的语调。

    马拉与国民公会对抗，他领导公社，惧怕主教府。

    这是规律。

    米拉博感到罗伯斯比尔在心灵深处颤动，罗伯斯比尔感到马拉在颤动，马拉感到埃贝尔在颤动，埃贝尔感到巴伯夫在颤动。当地层稳定时，政治家就可以在上面行走，但是最革命的政治家脚下也有一个地下层，即使最大胆的人，一旦感到他们在头上制造的运动波及脚下时，便会不安地停下来。

    善于将出自贪欲的运动与出自原则的运动加以区别，克服前者，促进后者，这便是大革命家的才能与德行。

    丹东看到马拉软下来了，便说：

    “呵！西穆尔丹公民可不是多余的人。”

    于是他向西穆尔丹伸出手，并接着说：

    “当然，我们要向西穆尔丹公民说明形势。他来得正好。我代表山岳派，罗伯斯比尔代表救国委员会，马拉代表公社，西穆尔丹代表主教府，让他来裁决吧。”

    “好的，”西穆尔丹严肃而简单地说，“是怎么回事？”

    “关于旺代。”罗伯斯比尔回答。

    “旺代！”西穆尔丹说。

    他又接着说：

    “这可是严重的威胁。如果革命会死，就一定死于旺代。一个旺代比十个德意志还可怕。法兰西要活下去，就一定要消灭旺代。”

    这简单几句话赢得了罗伯斯比尔的好感。

    但是罗伯斯比尔提出了问题：

    “你当过教士吧？”

    西穆尔丹的教士气质没有逃过罗伯斯比尔的眼睛，他从西穆尔丹的外表看出了他的内心。

    西穆尔丹回答：

    “是的，公民。”

    “这有什么关系呢？”丹东叫了起来，“好教士可比别的人强。革命时期，教士变为公民，就像大钟变成钱币和大炮一样。当儒是教士多努是教土。托马?兰代是埃弗勒的主教。罗伯斯比尔，你在国民公会坐在马西厄旁边，他就是博汉的主教。八月十日起义委员会里就有代理主教沃儒瓦。夏博是嘉布造会修土。在网球场上宣誓的是修土热尔，主张宣布国民议会高于国王的是奥德朗神甫，要求立宪会议取消路易十六席位上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