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

    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

    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幕后的马拉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