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汪洋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

    比较小的第三个现象表现在人类的体型上：总的说来，那时的欧洲人明显要比今天的欧洲人矮小许多，这个说法是根据应征士兵的大量体格统计数字，我们可从中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 72％。但这并不表示18世纪晚期的人要比我们来得纤弱。法国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发育不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具有的体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跃在殖民地山林丛中小巧玲戏的游击队员们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装，连续行军一周，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体质很差，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身价百倍的国王和将军都把他们的性命系于“高个子”身上，由这些人组成精干强悍的卫队、身披甲胄的骑兵护卫队，以及诸如此类的保安人员，这一切都说明了上述事实。

    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来得小，那么，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却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这些困难，按照中世纪或16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晚期是一个交通工具众多且快速的时代，即使在铁路革命以前，道路、马车和邮政服务也已大有改善。从18世纪60 年代到该世纪末，由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rassburg）的邮件递送只需36小时——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务。然而，陆路的旅客运输量依然很小。陆上的货物运输不仅速度慢，而且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对那些经营官方事业或从事商务的人而言，相互往来是绝对无法断绝的，据统计，在与拿破仑开战之初，计有2000万封信件经过英国邮差之手（到本书所论时期尾声，信件数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信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能识文断字，而且，出门旅行——或许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事。倘若他们或他们的货物要走陆路，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缓慢的二轮货运马车，这种方式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运输了六分之五的法国货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长途跋涉，行色匆匆；马车夫赶着邮政马车，捎带着十来个过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每个乘客都颠得散了骨架；贵族的私人马车在路上飞驰，但对于那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牵着马匹、骡子步行的车夫，仍主宰着陆上运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文断字。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