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茹斯特《论法国宪法》，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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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爆炸物，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迭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对英国和法国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这两种革命的任何一个中心，都未将其影响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任一特定领域，两种革命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可是，即使当两者最清楚不过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像社会主义，它几乎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发明和命名]，它们也是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一起。）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鼓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比利时和列日（1787－ 1790）、荷兰（1783－1787）、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致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惟一的一次民主革命，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我们这个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葬送了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首先，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 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其次，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