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可以削弱土耳其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土耳其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土耳其瓦解，但最好能有秩序地进行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9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国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小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 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不仅影响了小国，而且还影响了一个大国——法国本身。实际上，1830年革命使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 “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下解脱出来。同时“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无可避免的瓦解命运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则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特别是俄国和英国的角力场。“东方问题”打乱了均势，因为所有的图谋都强化了俄国力量，从那之后，俄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赢得位于欧洲和小亚细亚之间，控制着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峡控制权。此一行动不仅具有外交和军事重要性，而且随着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经济紧迫性。像往常一样关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国，深切担忧俄国有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南进。英国明显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扩张。（这对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还有额外好处，在这个时期贸易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完全不切实际。土耳其帝国绝不是一个没救的躯壳，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采取迟缓的行动，去对付由国内叛乱（它仍能轻易地加以镇压）、俄国，以及一个不利国际形势所联合而成的力量（这是它无法轻易击败的）。而此时，土耳其帝国尚无能力实现现代化，也没表示出高昂意愿，虽然现代化的开端已在19世纪30年代马哈穆德二世（Mahmoud Ⅱ）统治时便已开始了。所以，只有英国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即战争威胁），才能够阻止俄国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和土耳其在各种困扰下的瓦解命运。这使“东方问题”成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事务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惟一可能导致一次全面战争和惟一的确于1854－1856年间导致了国际战争的问题。然而，在这场国际赌博中，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局势不断加剧，但这种发展却也使俄国趋向妥协。下列两种方式都可使俄国达到其外交目标：或借由击败、瓜分土耳其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或对软弱顺从的土耳其建立实际的保护关系。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明摆在那里。换句话说，对沙皇而言，绝不值得为君士坦丁堡打一场大仗。因此，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希腊战争虽然符合其瓜分和占领政策，但俄国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么多好处，因为它不愿过分坚持其优势。相反，它还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与受到强大压力、急切意识到需要强大保护者的土耳其，签订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约。这项条约使英国勃然大怒，并在19世纪 30年代产生一股民众仇俄情绪，俄国是英国传统敌人的形象，就此形成。（事实上，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英俄关系，传统上非常友好，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严重恶化。）面对英国的压力，俄国人自动退却了，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转而提出瓜分土耳其的主张。

    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