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的政界。在靠着激进派的努力（因为除此之外，还有谁会在街垒中战斗呢？）取得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背叛了激进派，不再与民主或共和国那类危险东西有所牵扯。法国七月王朝的首相基佐（Guizot），是一位自由主义反对者，他曾说：“不再有合法的动机，也不再有长期置于民主旗帜下的热情和貌似有理的激进藉口。以前的民主将是今日的无政府主义；自今而后，民主精神便意指着革命精神。”

    不仅如此，在宽容与热情的短暂间歇之后，自由派趋向于降低进一步的改革热情。在英国，1834－1835年间的欧文式“总工会”（General Union）和宪章主义者，既要对抗改革法案者的敌视，也得面对许多支持者的不友善态度。1839年派去对付宪章分子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一位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虽然同情宪章分子的许多要求，但还是遏制了他们。在法国，对1834年共和派起义的镇压，标志着这项转折；同年，六个诚实的卫斯理教派（esleyan）的劳工，因试图组建农业劳工工会而遭到恐怖压制（“托尔普德尔殉难者”〔tolpuddleMartyrs〕），这个事件象征了英国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类似进攻。激进派、共和派和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因此脱离了与自由派的联合。原属于反对派的温和主义者，现在开始为已成为左派口号的“民主社会共和国”感到不安。

    在欧洲其他地方，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以及新兴社会革命思潮的出现，便是起源于对失败的探讨和对胜利前景的分析。温和派（辉格党地主和现存的这类中产阶级）将其希望寄托在相对易受影响的政府和新的自由主义大国之上，期盼前者进行改革并能赢得后者的外交支持。易受影响的政府极为罕见。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伊王室，继续同情自由派而且日益吸引了一大批温和派的支持，希望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最终的统一。新教皇庇护九世所提出的短命的“自由主义教皇论” （1846年），曾鼓舞一群自由派教徒，徒然妄想为同一目的而动员教会力量。在德国，没有一个邦国不敌视自由派，但这并未阻止少数温和派（比普鲁士历史宣传所言要少）指望普鲁士能继续有所作为，毕竟它至少曾组织一个值得夸耀的德国关税同盟（1834年）；同时也未使人们的梦想停止，梦想中期盼的是愿意适度改革的君主，而非满街革命路障。而波兰，在沙皇的支持之下，温和改革的前景已不再能激励通常对此寄予厚望的权贵派（恰尔托雷斯基派〔Czartoryskis］），但温和派至少可以对西方的外交干涉抱一线希望。根据1830－1848年的形势看来，这些前景没有一项是实际可行的。

    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系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