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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任何人会做出或忍不住作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日耳曼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在欧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满情绪极为普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可在双元革命的英、法两国见到（参见第十一章）。英国于1830年左右出现这类运动，而且采取极端成熟的劳动贫民群众运动形式。他们认为辉格党和自由派是他们可能的背叛者，而资本家是必然的敌人。这一运动于1839－1842年达到高峰，直到1848年后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人民宪章”运动，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国社会主义或“合作主义”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们始于令人难忘的 1829－1834年间，有的吸收大批工人阶级斗士信仰其理论（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起，它们便已在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中进行宣传），有的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总工会”，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者影响下，甚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以建立一种全面性的合作经济。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导致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期待这些欧文主义者、合作社社员，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来担任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具体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方针，再加上雇主和政府有计划的进攻，遂使1834－1836年的运动遭致挫败。这次失败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沦为劳工运动主流之外的宣传者或教育团体，或是成为更加温和的消费者合作社先驱，这类合作社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兰开夏的罗奇代尔（Rochdale）首次出现。因此矛盾的是，作为英国劳动贫民群众运动顶峰的宪章运动，在思想上却有些不如1829－1834年运动那般先进，虽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使其免遭失败，因为其领导人在政治上过于无能，地区和部门之间也分歧不一，加上它们除了准备稀奇古怪的请愿书外，根本无法组织全国性的一致行动。

    在法国，不存在类似的工业劳动贫民的群众运动。1830－184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其斗士主要来自旧式城镇的手工业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