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比利时（美洲对于临时性的政治移民太遥远，虽然也吸引了一些人）。这类流亡的最大队伍，是1831年革命失败后被放逐的5000－6000名波兰移民，次多的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因大量非政治移民而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一小群富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留学国外期间也已吸收了西方革命思想，或追求一种比尼古拉一世的地牢和操练场更合情意的气氛。而在巴黎和相距遥远的维也纳，这两个照耀了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大城里，四处都可见到来自弱小或落后国家的学生和有钱人。

    在难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结成组织，时而讨论、争吵，时而往来、指责，并且策划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的国家。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底为拉丁美洲各国的自由而战），他们实际上成为革命斗士的国际军团。1831－1871年间，欧洲各地没有任何一次起义或解放战争，是在没有波兰军事专家或战斗分队的协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惟一的一次武装起义（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并非惟一这样做的人。（自称是）丹麦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后为希腊（1821年）、波兰（1830－1831年）而战。身为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许有点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纳维亚成员，他也曾在返欧参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过重洋，为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合众国而奋斗，并为此留居纽约；同时出版题为“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等作品。（他非常不幸地招致马克思的敌意。马克思在他的《流亡者大合唱》中，以其锐不可当的讽刺谩骂天赋，为后代留下了这个人的记录。）

    共同命运和共同理想，把这些流亡者和旅居者连结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面临相同的贫困和警察监视、非法通信、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密探等问题。如同20世纪30 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将它的共同敌人团结在一起。而当以解释世界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后，将知识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时，更为这个城市的亮丽魅力增添了一分严肃的吸引力。（“如果没有法国女人，生活将失去意义。但是当世界还有这么多阴暗面时，得了吧！”）在这些避难中心，流亡者组成临时的但经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团体，同时策划着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赞成对方，但却相互了解，知道命运是共同的。他们一起准备和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1848年，它到来了，而且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