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商绿林好汉科洛科特罗尼斯这种人的起义，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他们一套领导模式，并赋予他们一个泛希腊的、而非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规模。反过来，西方民族主义者则从他们那里得到那种令人畏惧的独特力量，即一个武装起来的群众人民起义。

    新兴的希腊民族主义足可以使希腊赢得独立，虽然那种结合了中产阶级领导、武装团体叛乱，以及大国干涉的运动，产生了一些对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这类模仿日后在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会变得极为眼熟。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使希腊文化局限于希腊的矛盾结果，从而造成或强化了其他巴尔干人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当作为希腊人只不过是识字的东正教巴尔干人的职业需要时，希腊化是处在进步之中。一旦作为希腊人指的是对希腊的政治支持，希腊化就开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尔干知识阶层中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希腊独立是其他巴尔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欧洲之外，根本很难说有什么民族主义。取代西、葡帝国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更确切地说，巴西自1816－1889年间，一直是个独立君主国），其边界通常只不过反映了大贵族的领地分布，这些大贵族支持不同的领袖人物，于是便形成不同的国家疆界。这些共和国开始拥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领土野心。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圣马丁，他们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这份理想在这块由西班牙语连结起来的地区中，继续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尔干主义一样，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东正教联盟继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广阔和多样性，各自独立于（决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中心，以及（从外部解放的）秘鲁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特问题，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动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由农民大众的主动精神所赢得，该地的印第安人在瓜达露白（Guadalupe）圣女旗帜的领导下，发起一场独立运动，使墨西哥从此走上一条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同、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先进的道路。可是，甚至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精英中，在本书所论时期，顶多也只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萌发了“民族意识”的胚芽，至于其他夸大之词，都将是时代错置之误。

    类似原始民族主义的东西，普遍存在于东欧各国之中，但矛盾的是，它采取了保守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趋向。除在俄国和几个未被征服的巴尔干要塞外，斯拉夫人到处受到压迫，但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们直接面对的压迫者并非专制君主，而是日耳曼或匈牙利地主，以及城市的剥削者。这些人的民族主义也不容许斯拉夫民族有任何存在余地：即使在巴登（在德国西南）共和派和民主派所提出的日耳曼合众国这样激进的纲领中，也只包括首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伊利里亚（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在奥洛穆茨（Olomouc）的摩拉维亚共和国，以及由布拉格领导的波希米亚共和国。因此，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只能把直接希望寄托在奥地利和俄国皇帝身上。各种倡导斯拉夫人团结的呼吁，都表现出俄国倾向，并且吸引了众多斯拉夫起义者（甚至反俄的波兰人），特别是在类似1846年起义失败后的挫折绝望时刻。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主义”和温和的捷克民族主义，则表现出奥地利倾向，而且两者都接受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审慎支持，哈布斯堡的主要行政官员，有些（科洛夫拉特［Kolo］和警察系统的首领塞德尔尼茨基［Sedlnitzky］）本身就是捷克人。19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文化热忱曾受到保护，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