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的法律转变过程，直到1848年离完成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形势已经很明显，领主受益最大，少数小康农民因其新财产权也多少受益，多数农民显然恶化，而且无地的雇工迅速增加。（由于缺乏地区性工业的发展和一两种可供出口的作物产品［主要是谷物〕，大型领地和无地雇工遂应运而生。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助长这类结构［在俄国，当时90％的出口商品谷物来自于领地，只有10％来自于自耕农地〕。反之，在地区性工业发达的地方，已为附近城镇的粮食产品创造了日益增长、多种多样的市场，农民或小农场主人便占有优势。因此，普鲁士解放农民的过程是剥削农奴，而波希米亚农民则从1848年后的解放中获得独立。）

    经济上的结果长期看来是有益的，尽管在短期内损失严重，就像在重大土地变革中经常见到的一样。到了1830－1831年，普鲁士的牛羊数刚恢复到该世纪初的水平，地主现在拥有较大的土地分额，而农民只有较小的分额。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耕地面积大致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生产力则增加一半。农村剩余人口显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农村状况极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饥荒，在德国也许比爱尔兰和比利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严重），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波伦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0％，下降到1835年的51％。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 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实际上指导和操控意大利统一的社会阶层”，是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倾向于理论上的自由贸易，这使英国对意大利的统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碍了意大利的工业化。）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教会的），其中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

    对自由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