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地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 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e 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驾着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工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处于中等阶级以下的那个阶级，他们的见解和思想，是由这个明智有德行的阶层塑造指导的。他们与下层阶级人们有最直接的接触。”老穆勒：《政府论》，1823年〕）；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土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年）的贝纳斯（Ed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er timas，1792－1857年）的普伦蒂斯（Arc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藉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美以美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惟一神派、浸信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