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无法与城市轻率而又无计划的发展同步，在 1815年到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货币工资（经常是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许多大城市的食品生产和运输价格也随之下降。那个时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时间差之上。但除了这种时间差之外，光是饮食习惯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三餐，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不加重视或无钱购买，就足以导致营养恶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可能导致健康恶化一样。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而且当然也是上层、中等和工人各阶级之间）在身体和健康上的特大差异，显然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和英国的统计学家，特别重视研究这一课题。19世纪40年代，维尔特郡（iltsland）乡村雇工（未必是一个饱足的阶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劳工的预期寿命高一倍，但那时，仅举一个例子来说，“直到刀剪行业改用蒸汽动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纪末，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刀剪业中，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这种疾病而翻肠呕吐的磨刀工比例， 30多岁年龄层中有50％的人，40多岁有79％，50岁以上更达100％。

    此外，经济上的变化使广大劳工阶层发生了转移或取代，这种变化有时对他们有利，但更多时候是使他们感到悲哀。广大居民群众因尚未被新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吸收，仍旧永远处在一个贫困无告的底层，甚至更多的群众，被周期性的危机推向失业深渊，这种危机几乎还不曾为人所认识，它们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反复发生的。一次这样的经济萧条，可以使博尔顿（1842年）或鲁贝（Roubaix，1847年）三分之二的纺织工人失去工作。20％的诺丁汉（Norttingham）居民，三分之一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实际上可能都是贫民。像英国宪章主义那类运动，因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压在千百万劳动贫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负——又将使它一次次复活。

    在这些一般性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特殊类型劳动贫民所面对的特殊灾难。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把所有劳工都推进机械化的工厂中。相反，在少数已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区周围，增加了许多前工业革命的手工业者、某些种类的技术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劳工大军，工业革命常常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劳动力长期短缺的战争期间。19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和市场的无情发展，开始把他们甩到一旁。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人变成了依附者，人则变成了“人手”。在经常是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产生了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手织工、网状织物编织工等等——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不熟练或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类似在19世纪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诺里奇（Norure on Co-operation，Bolton 1830年。）

    在物质上，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时他们却是不自由的，要在老板或监工的强力控制下，忍受极其严苛的纪律管束，他们得不到法律援助来对付老板监工，因为公共保护才刚刚起步。他们不得不在老板规定的钟点和轮班时间工作，接受老板为了加强或增加利润而施行的惩罚和罚款。在一些闭塞的地区和行业中，他们不得不在老板的商店里购物，还常常得被迫领取实物工资（这样可使厚颜无耻的雇主赚取更多利润），或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里。无疑，农村小伙子或许会认为这种生活比起他们的父辈，依赖性可能小一点，情况或许还要好一些；而在欧洲大陆那种带有强烈家长制传统的行业里，老板的专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