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93－1794年间，他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公民并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觉性的工人却都是这类人。

    无产阶级意识和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工人阶级的经验，赋予劳动贫民日常自卫的主要机构：工会和互助会；以及集体斗争的主要武器：团结一致和进行罢工（其本身又意味着组织和纪律）。（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eve， 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虽然如此，这些发展在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还是微弱、不稳定而且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在不那么弱、不那么不稳定和不那么受局限的国家，其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利用纯工会和互助会模式的企图，不仅是要替有组织的部分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是为了粉碎整个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1829－1834年间，在英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宪章运动期间，又部分进行过。尝试失败了，并破坏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把各个工会组织成全国性的合作生产者联盟（如1831－1834年的建筑工人联合会及其“建筑工人议会”和“建筑工人行会”）的尝试失败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国合作生产和“公平劳动交易所”的尝试也失败了。那种庞大得足以包罗所有工人的“总工会”，在尚未被证明比地方工会和行业公会来得强大之前，倒先被证明是软弱又难以运作。虽然这主要不是因为总工会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纪律、组织和领导经验。在宪章运动期间，总罢工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只有（1824年）那种自发蔓延式的饥民骚动例外。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2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10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 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弥补了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惟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