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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那种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两种宗教表现出特强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伊斯兰教和新教宗派主义。尽管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以外的传教活动急剧增加，并越来越得到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力量的支持，它们却遭到明显的失败，若把前两者的扩张情势与后者的失败相对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年代，有系统的新教传教活动，已在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主导下展开。浸礼宣教会（Baptist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组成的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会宣教会（Cy，1799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Britisy，1804年），均被美国国外传教者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s，1814年）、卫斯理教会（esleyans，1813－1818年）、美国《圣经》公会、苏格兰教会（1824年）、联合长老会（1835年）、美国美以美圣公会（1819），以及其他组织所追随。尽管有尼德兰宣教会（1797年）和巴塞尔宣教士团（1815年）这类先驱，但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发展传教活动方面，仍然有些落后。柏林和莱茵河流域的宗教会社迟至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瑞典、莱比锡和不来梅在19世纪30年代，挪威则到1842年。而传教活动向来迟缓马虎的罗马天主教，甚至恢复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贸易之所以大量涌入异教地区，除与欧美的宗教、社会有关，也与其经济史脱不了干系。在此我们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在某些像夏威夷一样的太平洋岛屿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狮子山（Sierra Leone，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奴宣传中，此地曾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亚（Liberia，19世纪20年代获得解放的美国黑奴在此建国）据有少数立足点。在南非的欧洲人聚居区周围，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当地奠定地位的英国国教和荷兰新教）已开始使一定数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当著名的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于1840年航行到非洲内陆之时，该大陆的原住民实际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响。

    与基督教的情况相反，伊斯兰教此时正在继续其缓慢无声但不可逆转的扩张。在这场扩张背后，并没有有组织的传教努力和强迫皈依的武力支持，那原是伊斯兰教传教的一贯特色。然而它还是向东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西北部，又向西从苏丹传至塞内加尔（Senegal），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从印度洋沿岸向内陆扩展。当传统社会对某些事物造成的改变如同宗教那般根本时，很清楚的，它们必定会面临一些重大的新问题。垄断了非洲对外贸易并使这种贸易日渐繁兴的穆斯林商人，有助于使伊斯兰教引起新民族的注意。破坏部落生活的奴隶贸易，则使伊斯兰教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重新凝聚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工具。在此同时，由穆罕默德所创的这种宗教，对半封建性的苏丹军事社会，也极具吸引力；而其所特有的独立、好战和优越意识，则使它成为对抗奴隶制度的有效力量。穆斯林黑人通常都是桀骜不驯的奴隶。进口到巴西的非洲豪萨族人（haussa）（和其他苏丹人），在1807－1835年的大起义中，总共反叛了九次，事实上，直到他们大部分被杀或遣回非洲之后，他们的反叛行动才告停止。自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