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立场激进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严肃且更平静的异端和清教团体。他们是17世纪的残存者，其主张若非停滞不前，便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之下，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然神论——长老派、公理会、惟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拢。以新的卫斯理公会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误以为：英国之所以能在本书所论时期幸免于革命之火，便是由于这类反革命教派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教派的社会特征，使得它们的神学理论不容易脱离尘世。在富人权贵与传统平民的中间地带，它们传播得最快，诸如那些行将升格为中产阶级，或行将沦落成无产阶级的平民，以及介于他们之间各式各样地位卑下但人身独立的群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多半倾向于雅各宾式或杰斐逊式的邀进主义，至少也是一种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英国的“非国教主义”（Nonconformism）以及美国流行的新教教会，便趋向于采取左翼政治立场，尽管英国的卫斯理派信徒，要到结束于1848年、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与内部危机之后，才正式放弃其创始人的保皇派立场。

    只有在那些极其贫穷或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们身上，我们才可看到早期那种对于现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经常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预言形式出现，而后拿破仑时期的苦难，则似乎（与“启示录”相符）预示末世即将来临。英国的欧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将于1835－1838年来到；米勒（illiam Miller）这位美国“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ists）创始人，则预言末日将于1843－1844年降临，到那个时候，据说会有5万人跟从他，3000名布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稳定的小个体农业和小商业，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地区，如纽约州北部，这种千禧年学说尤为骚动。其最戏剧性的产物便是末世圣徒派（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派［Mormons］），该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所创。史密斯在19世纪20年代，于纽约柏米纳（Palmyra）附近获得启示，之后便领导他的大批信徒出发寻找遥远的天国，最后把他们带入了犹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这类团体当中，群众布道大会的集体狂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是由于集会纾解了他们艰难、单调的生活（“当不能提供其他娱乐之时，布道大会有时会取代娱乐的地位”，一位女士这样评论埃塞克斯纺织工厂的女孩子们），还是因为宗教上的集体性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共同体。现代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是美国边疆的产物。“大苏醒”于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展开，其特色是盛大的“营地集会”和难以想象的狂欢热情。在肯塔基康恩岭（Kane Ridge）的某次营地集会中（1801年），在40名牧师率领之下，共集合了一到两万名群众。男女信徒尽情“扭动着”，跳舞跳到筋疲力竭，成千上万人处于痴迷状况，“用舌头说话”或像狗一样吠叫。地处偏远的疏离感，以及严酷的自然、社会环境，促进了这类宗教复兴运动，而游方牧师又将之带往欧洲，因为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派在1808年后脱离美以美教派（所谓的原始卫斯理教派），在英国北部的矿工、小农，北海的渔民。雇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当中，该派特别盛行。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宗教狂热周期性地涌现——以南威尔士为例，这种狂热便曾于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 1849年、1859年不断爆发——而各种教派在数量上也都增长很快。这种现象无法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碎发因素。有些是尖锐的紧张骚动期的重合（在本书所论时期，卫斯理派扩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