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物是拉梅内。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意料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在他们的背上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漩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力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教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