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