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