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棚。

    姜永胜守在窝棚，当场被抓，迫击炮从地里挖出。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之后，留下暗哨，在四周设下埋伏。结果第二天晚上，姜期定、唐明昌又按约先后来到窝棚。姜期定被围捕，机警的唐明昌未落入敌人圈套脱险。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姜期定后，对他们进行秘密审讯，要他们供出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和这次谋杀的组织者。

    敌人对姜永胜百般拷打，用尽酷刑，姜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姜期定招供。在毛人凤的审讯亲笔记录有了这样的字样：“……指挥谋杀委员长的人名叫韩子重，他是中共川康军事小组组长……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伍民的大儿子。早在1939年，韩子重就加入了匪党，潜往匪区受训。年前潜回四川，利用父亲作庇护，暗中进行活动……”

    1939年，韩子重17岁，是一个有救国救民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出了他去延安的原因：

    ……首先我向你赤裸裸地说明我走的原因……

    事实就是这样，中国社会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

    统治者对千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和屠杀。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那里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的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时任国民党旅长的韩伍民，从邮局接到儿子的信，不禁热泪盈眶。

    韩伍民本是一介书生。1923年，他在杭州纺织专科学校毕业，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在杭州办了个染织厂，梦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希望很快破灭。

    他决心弃商习武，走军事救国的道路，赴日本陆军大学骑兵科学习。

    他毕业后回到四川，虽然当上了旅长，但对国家日衰倍感忧虑，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因此，儿子韩子重回成都从事地下斗争，他虽然未公开表示支持，但内心是不反对的。

    韩子重离家以后，先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去到延安。因为缺乏干部，他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一带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成都解放前夕，他又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潜回成都，住在家里，并说服时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处长的父亲，将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等安插在他的部队里。

    那天晚上唐明昌和姜期定从窝棚观察回来后，唐在平安桥茶馆向韩子重汇报了情况。唐认为蒋介石可能有所察觉，建议将迫击炮撤走。韩子重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因为他得到了内线的情报，这几日蒋介石确实住在黄埔楼。至于晚上所有的灯开着，这是蒋介石布下的疑阵。只要弄清蒋介石住哪间屋里，取他的性命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因此，他命令唐明昌当晚去姜永胜住的窝棚传达：按计划进行。先稍安勿动，作好准备，一旦内线传出蒋介石住房的确切情报后，立刻炮击。

    当日晚，他与唐分手后，去中共成都临时地下工作委员会汇报。但“临工委”要他立刻将迫击炮从窝棚内撤出。

    从“临工委”出来，他又到成都南大桥边的“饮涛楼”会见事先约好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钱毓军。钱家住新津县，离新津机场不远。韩子重向他指示：据内线通报，最近蒋介石要把守卫机场的郭汝槐的一个师调走，让胡宗南的二十七军接替。趁两军换防之际，组织决定把大邑县游击纵队善打夜袭的“猛虎队”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