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七师长进行倒王缵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会。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蒙骗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猷——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四川省银行投资200万元，潘昌猷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蒋为了营造西南，让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布，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二三五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1948年7月16日，驻守襄樊的康泽兵败被俘，蒋介石指罪潘文华援助不力，又抹去了他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之职。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人物，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职务，还得让他所有。

    小车快到潘公馆时，王陵基大烟瘾发作，他一看表，已经11点了！于是命令司机：“不去潘公馆了，车往回开！”

    可能是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

    在张群于12月2日找他们面谈时，三人均婉言拒绝。

    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四川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话里软中带硬，可谓说到家了。

    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

    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

    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播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

    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

    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

    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