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击，哪一方都必须认真应付，稍不留神，即会全盘皆输。他先通过已经建立了八九个月的秘密电台告诉冈村宁次：只能向国民党军投降，如果中共军队来受降，可用武力对之。8月14日，蒋介石又命令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火速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本来，这个条约国民党已经同苏联谈判了一个多月。由于苏联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直未敢答应。然而现在苏联军队已经进来了，如果再不签字，将来恐怕要价更高。于是，国民党匆匆于14日与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

    这样，不仅美国和英国将扶持的手撑在了蒋介石的背上，连苏联也必须直面而视这个“正统的中国政府”领导人。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目前都远在中缅边境和云南、四川等大后方，要想用西南地区现有的破烂交通工具将如此之多的政府官员、军队运送到东部沿海和平原的各个城市，没有半年十个月是办不到的。而共产党的军队却紧挨着敌占区，很容易控制那些地方。

    怎么办呢？蒋介石沉思着，必须想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拖住共产党的军队，为自己赢得充分的时间。

    几经思虑，蒋介石突生一计。于是，他于8月14日在重庆直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立即就看穿了蒋介石的小算盘：现在蒋介石无非是想凭借眼下的政治优势向共产党施压，同时拖延时间，以便调动军队。

    但是，如果共产党不接受邀请，蒋介石必将会把破坏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头上；如果接受了，那么蒋介石绝不会答应共产党的合理要求，只能是白白地耗费时间，最终必然中了蒋介石的诡计。

    浮云飘到了延安的上空，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出现一条分岔的林中小径，下一步该怎么走？

    三天之后，毛泽东以朱德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回电。电文中就国共双方联合受降、避免内战、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中共方面的要求。毛泽东估计蒋介石绝不会接受中共的任何条件，所以对驻在延安的国民政府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纶说：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希望周、罗转告重庆。

    得知毛泽东不肯赴邀，蒋介石暗暗高兴，接着趁热打铁又在8月20日给毛泽东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对毛泽东“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至于“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处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而鼓舞之，未可磋砣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

    蒋介石俨然以最高统帅下达命令的口吻，将不许共产党受降的责任推到美国人身上，声称这是盟军的规定，同时又利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帽子向毛泽东施压。蒋介石这一老谋深算的计策的确在渴望和平的国人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舆论各界也跟着摇旗助威，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的主张，力促毛泽东赴邀。

    “好计！蒋介石的这一计策确实是滴水不露，无懈可击啊。”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不由得“佩服”起自己的这个老对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确，不允许共产党受降；双方根本就没有商谈的余地，可面对民众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