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有不少名言奇语，令人一见即难再忘。如谓80回后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续貂”，如谓高鹗是“死有余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统称）研究上，更有奇语之尤奇者，即云：

    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能省一个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

    这话并非夸张，读了她的书，自会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览群书，过目不忘。凡涉红楼版本之书无不搜求详识。就中她对《庚辰本》这部抄本最为重视，“诸详”文中，此本占了最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给一位朋友写信表示《论庚辰本》一书对自己很重要，于是朋友就订购了一本寄给她。1980年9月她在给朋友的信函中却说：

    夏天威斯康辛大学开红楼梦研讨会……XXX这次也出席，看来他的学说非常靠不住，“论庚辰本”我看不进去也罢，但是有在这里到底放心些。（庄信正《“旧事凄凉不可听”》）

    这就可见她的精识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论。

    《庚辰本》之受人重视，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过《甲戌本》残存十六回者甚多，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仅存古本。对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极为复杂的诸般问题。而由此遂即引发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红学理论。

    本书意在抉示这位间世而出的奇女异才的红学特点，可以予人以启发，而不是要进行极为繁细的专门性学术讨论。那将纠缠万言，未必能说明问题之一二，读者也不会欢迎那种“文章”，故在这一方面概从简略。

    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张爱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体情况，有些话不与我相干，我毫无“计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岁了，目坏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头记鉴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历史性”的书，再想有所作为，力不从心了。这本小书寄意遣怀，向同道者寻求“对话”、“共识”、互谅互解，而无意把重点放在分歧争议上。我想，仁人志士，当鉴此情。

    诗曰：

    悼念才人才最难，万言能有几言安？

    张长李短皆无谓，同为芹溪护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