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病假跑回老家陕西三原去养病了。蒋介石喜上眉梢，一面劝邓宝珊赶快回榆林，一面又密令胡宗南选得力可靠之人去榆林主持大局。胡宗南也早就感到邓宝珊靠不住，立即派了自己的心腹董钊去榆林，安了个副总司令的头衔，邓宝珊仍为总司令。

    当时榆林的第二号人物是第22军军长左世允。1944年高双成病死后，他接替了高双成的职务。他办事一丝不苟，对邓宝珊忠诚不二。左世允与董钊是同乡，按理，左世允应该与董钊好好共事，同谋党国大计——这也是蒋介石和胡宗南选中董钊去榆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榆林守军带有浓厚的封建地方观念，从左世允以下对董钊的到来，表面上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却结成了“拒董”统一战线。几个月时间里，董钊除了看过几处防御工事，其他一事无成，有关军机大事，更是一句话也插不上。董钊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还不如继续做他的整1军军长去。为了脱身，他向胡宗南说，根据老弟几个月来的观察，榆林军事非邓宝珊坐镇不可。

    这几个月里，告病回家的邓宝珊也浑身不自在，日夜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榆林，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古长城，还有那里的百姓，哪一件他都无法放下。在榆林十年的感情，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已与榆林结下了生死之缘。

    在蒋介石的再次催促下，邓宝珊又到了榆林。

    他到榆林的那一天，榆林全城军民打着腰鼓，扎着大红花，夹道欢迎他的到来。邓宝珊完全被感动了，坐在吉普车里心潮起伏，不能平静。

    蒋介石要邓宝珊继续出马榆林，是因为邓在榆林的威望，而不是出于对邓的信任。派人取代邓宝珊不成，就只有给邓宝珊安钉子了。在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的时候，蒋介石以加强榆林防务为由，授意胡宗南空运了整编第28旅6，000多人去榆林，胡宗南还派了一个姓蔡的高级参谋常驻榆林，加强联络。过了好些年相对和平生活的榆林，一下子被弄得火药味十足。不仅老百姓不习惯，连邓宝珊及其部下也极不习惯。

    整编第28旅旅长徐保和这个蔡参谋对胡宗南都是绝对忠诚的。胡派他们两人去榆林，一则联络榆林共同进剿共产党，另一则是加强对榆林的控制。打那时起，邓宝珊心里就极不舒服。当时他作了两种打算，一是，只要有机会离开榆林，他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今非昔比了；万一走不掉，对上面的命令就阳奉阴违。

    这是邓宝珊的两种打算。他也曾考虑过起义的事情，那个时候，国民党将领率部向共产党投诚的比比皆是。但此时的邓宝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把握来做这件事。

    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部队驰骋陕北，打得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连连叫痛的时候，邓宝珊也在密切注意着彭德怀的行动。虽然他曾派部队配合胡宗南出击西北野战部队，但那些行动都是象征性的，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无论从感情还是从信仰上来讲，邓宝珊都不愿意与共产党为敌，更不愿意与解放军兵戎相见。他拿着国民党的俸禄，捧着国民党的饭碗，配合胡宗南采取行动实则不得已而为之。他也相信，凭自己与共产党的交情，共产党是不会对自己真的采取行动的。

    但在共产党眼里，邓宝珊是邓宝珊，不等于榆林守军。榆林守军一万多人，把守着陕甘宁边区北边的咽喉要地，让西北野战部队时时都有腹背受敌的威胁。对这么个据点，当然是拔之而后快。

    战前较量

    7月30日，烈日当空，阳光泼洒下来，像着了火似的热。有道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西北野战部队主力顶着骄阳，在这个三伏天轻装出发了——沿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第二天，军委来电，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