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之作的非真，仅仅是学力、思力、悟力、慧力不够的问题，两者性质是绝不相同的，而后者的非真毕竟是寻真者的能力不足，而非“居心叵测”(胡风先生评高鹗伪续之用语)！

    再者，探佚的成果，自然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有是有非，但别的研究领域中何尝不是如此？岂独一个新兴的探佚之学？抱着过早过苛的态度去对待它，难道是公正的应该的？探佚者所提出的论点与初步结果，当然难保即已尽得雪芹原著之真，这也无庸惊怪轻薄、当头一棒，因为，他们的探索成果不管多么“非真”，也总是给世上的在二百多年来被程高伪续骗局的牢笼死死蒙蔽住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意念，新的境界——这就首先起了一种牢笼可以也应当打破的“醒觉”作用。这作用，也许一般人还不能一下子领悟体受，但它实在是非 常重要的一个打假寻真的开窍因素，轻蔑它就不对了。

    以上就是我对所有愿来投身致力于探佚的学人们的“总方针”或“根本原则”。

    基于这个方针原则，我对张之、周玉清、刘心武以及电视剧本结局部分的撰者、海外的张硕人等等探佚工作者，都表敬意，佩服他们的勇气与毅力，非同小可，因为这真是一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甚至是“犯众怒”的“挑战”，不是人人能作肯定的琐末闲篇儿。至于他们的识见之高低，理解之正误，灵性之多寡，手笔之优劣……，那完全是另外角度层次的评议对象与范围了，最好是暂归“分别另论”，倘若一古脑儿都要纠葛在一起，论短说长，那将自陷于“混战”之中， “迷阵”之内，就什么也扯得上——什么也扯不清了，结果，反对探佚的正好抓住你们自己“授”来的好“柄”，说你们探佚的本来就是这么乱来，这么胡闹，这么不成气候。

    积五十年来的经验，略知热爱与关切红学的人无虑有千千万万，但真正能做探佚工作的学人，极少极少。发现这种人才，培育这种人才，都不是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我特别珍视这种人才——因而萌生了“宽容”的心理态度。

    宽容，不等于同意一切信口胡猜，随心乱搅。除了那种之外，在思维方法、求证方法上发生了与自己“尺码”有所不同之时，则主张“宽容”，避免自是， 自大，以致弄到强人从己。人家毕竟也是“一家之言”[注一]，何必一定要“我”来雌黄？举个小例，我在《文汇报·读书周报》发文评介王湘浩著《红楼梦新探》时，从整体大局出发，给以很高评价，但我不提我对他个别考论的不同看法；王先生认为宝钗结局是死于雪中。这论据显然是第五回册子判词中的“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不能说他是无所依据而逞臆之言。但问题是：如照此种推理考论的方法，那就应当同时得出另一结论：“林黛玉是在树上吊死的”。可是谁也没这么提过，则其故何也？足见王先生那个考论未必妥当，可是我不想多口[注二]。因为，王先生至少还是示人以一点：程高伪续中的宝钗“结局”，是个大骗局。这也初步起了打假的作用。至于到底如何，尽可从容切磋讨究，逐步寻到真解真境。

    以上这点拙意，都与朋友在通讯中申述过；但我以为，如果不瞩目于大端，而多涉这些你长我短的琐细之处，就大大不利于探佚学的繁荣发展了。

    我的这一点意思，或许也可说是—种苦心吧？这苦心自然也会有人不以为然。不过他若能想上一想：程高伪续的文化流毒，酷烈了二百多载，直到今日还在被人宽容着颂美着，誉为“伟大”过于原著，云云，那么我们对刚兴未久的探佚之 学采取一些适度的宽容，就反而不行了吗？我们不是提倡讲科学讲道理的良好学风吗？

    探佚新学科虽说是建立未久，它的根源却也悠远，实际从乾隆末期程高本一印行，就引起了学人的思索，今日我们已经可以征引十多家的文字记载，一致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