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鹗伪续后40回的评价问题，是个具有200年历史的论争老话头了。本文倒并不想与哪位“论争”，不过是偶思旧话重提，表一表自家的一些拙见——是杂感式的，既不全面，也不系统，聊备参酌而巳。

    我读，自初中时期开始。很奇怪，读到第80回时，感受是一种味道；一到第81回，忽觉一切硬是变了，而不管怎么努力“耐心”地往下读，竟是无法读得下去了，只得掩卷而叹。自己纳一回闷，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很别扭，很难过，真是怅然无趣，惘然不乐。

    后来长大些了，仔细思索一番，觉得即单从“创作规律”来说，前面雪芹费 了十年辛苦，字字是血，缔造经营，写到七十几回上，那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已露悲音”，“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了，即下面紧跟的情节发展就是荣府事败家亡人散的正式揭幕了，其剧变之惨烈是令人震骇而竦息的——如何一打开第81回，却又是“四美”钓鱼的“良辰美景，赏事乐事”了？雪芹还有那么大“兴致”写这个吗？更令我惊骇的，是宝玉竟然乖乖地“潜心致志”于他素来极憎恶的八股文章了！——连林黛玉也开始赞美“八股”是一种“清贵”之文了！这是雪芹本人的头脑与心灵的“创作发展”吗？！从此，我对高鹗所以发心 费力地续书的动机与目的，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再后来，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同窗黄裳(著名散文家，作协理事)小弟，每晚校外散步，必然要把讨论作为主要的话题。我们也有热烈的争论，互不相下——少年气盛时也。可是说来大有意趣：我们二人对高鹗伪续的“不忍卒读”竟然是完全一致，可谓抵掌“掀髯”，相视莫逆，而每每大笑不已！我在这个问题上认真“对待”、进行论争的“对方”，却是胡适之先生。简捷地叙述往事吧：弄到后来，我在信札和文稿中批评了他：一位收得了《甲戌本》真品(当时唯一的一部未遭高鹗篡改歪曲过的真本)的人，却依然大力为所谓《程乙本》(初篡改歪曲得最厉害的一个坏本子)竭诚宣扬捧赞，实在不该。我甚至说了这种的不知轻重的话：曹雪芹当年作书，根本不同于胡先生对“白话”的那种认识与主张，他更无意让他的书“进入《白话文学史》！[按：此指胡的著作而言]。这下子，胡先生确实不高兴了，他将我的文稿的这个地方用紫色笔打了一个通页的大十叉！(此件我还保存无恙，可以影印传世。)

    这是40年代的旧事了。引人思索的是：等到他晚年因问题而写信给台湾小说作者时，他将雪芹的书评价得很低很低，而且引用的一段《红》文， 竟然仍是他欣赏珍爱的《程乙本》的“文本”(此事在1960—61年)

    还回到我自己——我后来读到了蒋瑞藻先生引录的赵烈文《能静居笔记》，里面记录了清中叶大学者(掌故家)宋翔凤的谈话，大意说：乾隆末期，宠臣和珅将“呈上”，乾隆帝“阅而然之”——还发表了“索隐派开山祖”的红学见解！

    我那时读到此文，真如雷轰电掣，震动极大。心中纳闷：乾隆会“肯定”(然之)雪芹的原书？！那太神话了。此中定有不宣之秘。

    1980年，为首次国际红学研讨会写论文，我正式提出：程高的伪续，是有政治背景和“教化”意图的，和珅所“呈上”的，是指伪续120回本炮制完成，送皇帝审阅“批准”的——所以才能有“然之”的表态。

    我的论证共三万言，有人很赞同(如台湾的专家潘重规教授)。也有很反对的，说我是以“四人帮”的“左”的思想给程高“罗织罪状”。

    等到1985年，前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孟列夫共撰的论文在我国发表，披露了一项极关重要的文献，简单地说——

    伪续“全”本《程甲本》120回，首次刊行于1791年。三年后，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