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家原是同为内府包衣籍的世家，他们都非亲即故，相互交往，一点儿也不希奇。香山传说单单将曹、鄂二氏联在一起，应是有其久远来源的一种残痕未泯。

    然后，就是历史现实人物与小说书中人物的“本事关系”的一层奥秘了。大家已都熟知，至少已有12项记载，证明雪芹原书的后半部乃是宝玉与湘云悲欢离合、最后重逢的故事。湘云原是史太君的内侄孙女，其原型即李煦家的一个孙女辈的不幸之人，恰好也正是罪家之后。西郊外三营盛传的历史年代错乱颠 倒的“荣贝勒与西林春”的说法[注五]，实质上是曲折地反映了早先满洲旗人皆知雪芹原本情节真相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口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逆证”。这种曲折关系，恐怕有很多只习惯于单一的、直线式的逻辑思维推理方法的研究者是不大理解也难于接受的，所以外三营传说的真正意义向来无人重视，久而渐归湮没，偶有残痕，又被少数人妄加以歪曲利用，制造了大量的混乱，成为一种可悲的文化现象[注六]。

    在中华文化史上，历代都出现这一类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称之为“正邪两 赋一路而来”之人，举了很多例子，中有唐明皇、宋徽宗。清代的顺治帝、纳兰性德、绵亿、奕绘等很多帝室王公贵胄，为数尤多，我们无以名之，我曾称之为“诗人型”、“艺术家型”人物，实即雪芹所类举的生于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特异天才[注七]。但他们也都是命定的悲剧性人物。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了解，势必把雪芹的书当作一般性的佳人才子爱情故事来看待，因而丢弃了其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社会文化内涵。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两赋”理论，以及“两赋人物”这个课题的系统研究阐释，至今也未见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给以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对的大多认识的实质仍然没有超越“哥哥妹妹” 的级层和范畴。这也许正是对那些侈言中华文化而又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的人、侈言红学而也不懂红学为何事的人们的文化水准与精神境界的一个忠实的写照吧？不过海内外近年已经出现了一种迹象，开始认识到：雪芹书的主题本旨是为了写人、人材的命运、人与人的高级关系的“情书”。这倒是值得瞩目的一个新气象。因为，红学的本质与意义从来也不是与“小说文艺理论”等同的学问，而是一种中华大文化的高层次的哲理性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红学就是一种文化学。我们自然也有“小说红学”，但今后更需要的则是“文化红学”了。原地踏步不 行了，就是高呼“红学必须回到文学”的那种认识，恐怕也是失之于过于肤浅和“过时”了吧。

    奕绘在年方十几岁时，即有一首题咏的七律诗[注八]，他写道：

    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

    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毗卢有色身。

    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补天人？

    九重运斡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

    这位清中叶青少年贵公子，读罢芹此书，最主要的感叹是什么？一起是“因缘”(注意，此乃佛家语义，不与“姻缘”相混)，而后是哲理(人生观)，虽然也涉及了“离恨”，但最后三句(即一篇的总结穴)，却归于慨叹补天之才之志而无所施用——一点儿也没有“色空观念”一腔感发竟是愿去自荐补天的入世思想。他深惜“遗才”的弃置，亦即人材的命运与遭际的问题！这种历史现象，现今的“红学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体会了。

    然而，现在既知，虽为时稍迟，也还并非全晚，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到了应该再作沉思的历史时刻了吗？

    壬申4月26日写讫于燕都东郊之庙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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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鄂尔泰本人曾任内务府员外郎、郎中，其子鄂容安(本名鄂容，皇帝 赐改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