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个人主义与竞争文化中熏陶出来的总统，杜鲁门非常信奉实力，崇尚强权，认为谁强谁就是“上帝”。

    这一点，他与同中国和好的尼克松，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的里根，到人家国家抓捕、枪毙人家国家总统的小布什，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这，就是美国；这，就是美国文化。

    朝鲜战争一爆发，远在几万里之外的杜鲁门总统立即命令远东司令部出兵干涉，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上帝”；

    当被警告美军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时，他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是“上帝”；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时，他叫嚣要甩原子弹，因为他认为：美国“上帝”的原子弹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国吓破胆；

    直到他被毛泽东自喻的这块“顽石”砸得头破血流、无力回天时，才最终认识到，美国是“上帝”，中国能管“上帝”。

    中国是“上帝”的“上帝”。

    于是，信奉上帝的他，也非常明智地准备通过谈判，结束与“上帝”之间的战争。

    而毛泽东则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向往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

    他深知一个历经百年屈辱的古老民族的精神诉求。

    他也让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打上自己的性格烙印。在毛泽东的骨子里，有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

    穷，更要活得有志气；

    穷，更要活得有尊严。

    这种认识，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共同认知是一致的。在后来对新中国是否造原子弹展开讨论时，陈毅元帅用他长声短调的四川话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那抑扬顿挫的浓重的四川话，让人听后精神一振。

    弱不禁风的林彪元帅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满口的湖北话铿锵有力。

    张爱萍将军说：“要饭的还有一根打狗棍呢！”

    提气！

    指挥这么一场大的世界性战争，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脑里作出。

    扁美国人的决策一作出，毛泽东说：“党务工作，少奇管；日常事务，总理管；我，管抗美援朝。”

    牵牛鼻子，逮住就不放。这，就是毛泽东的工作方法和思维特色。

    战端一开，毛泽东就没黑没白地开始研究前线战事了。

    拿破仑、斯大林等世界战略家指挥军事，多是天天泡在挂满地图的总司令部里，一群参谋服务人员忙忙叨叨，一批副职进进出出，又是开会，又是打电话，嘈嘈杂杂，好不热闹。

    毛泽东的指挥风格极具创意与特色，几乎空了前，也绝了后。

    总指挥部，就是他的那间大卧室。

    卧室里平时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屋子里静得很，只有他招呼时，才有服务人员出入。

    毛泽东就躺靠在一张大床上，床的一边杂乱地摆放着朝鲜地图及大堆资料。

    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介绍，战争爆发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没有下床，就在这张大床上研究、办公、决策，甚至吃饭。

    他睡眠时间非常少，战事最紧张时，连续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一个星期没有刮胡子。

    他又是看资料，又是研究地图，又是思索战略，如此反复，反复如此。

    一旦主意拿定，他就下床，拿起笔来，开始起草电报。

    对前线的指挥调度，就靠这小小的电报。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

    相反，毛泽东的精气神，就是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一改道光、咸丰、光绪、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