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感念和怜悯他们的旧日恩人的屈枉和悲惨的。这些后话，其实雪芹早在第八回就设下伏笔了——那宝玉住的屋子为什么叫作“绛芸轩”？你是聪明人，你稍稍运思，就恍然大悟：那轩名二字，正是“红”（绛即红之同义字，而且古音亦同）和“芸”的“结合”呢！

    其实，雪芹笔法之妙不止此。在全部书中，谁也没“资格”进访怡红院，惟有贾芸得入一次，刘姥姥自己瞎闯进去一次。这都为了什么？原来到日后宝玉极度贫困，寄住于一处破屋，几乎无衣无食，那时重来眼见宝玉之惨境的，也正是贾芸与刘姥姥，他们都是前来搭救落难之人的。在他们眼中，宝玉早先的令人目眩神迷的精美住房，与他落难后的贫无立足之境，正构成了一幅震撼心魂的强烈对比！

    由此可悟，雪芹此书的前面貌似的富贵繁华，正是为了反衬后面的破败凄凉。

    但到高鹗伪续中，这一切统统不见了，而且凤姐（原是与赵姨娘、贾环做死对头、全力保护宝玉的人）变成破坏宝玉幸福的大坏人；贾芸也变成了与贾环合伙坑害巧姐的大坏人！这究竟都是何肺肠？！不是要和雪芹针锋相对、彻底歪曲，又是为了什么呢？

    雪芹安排给贾芸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是送来了白海棠，由此，引起了海棠诗社与菊花诗题——全书的“诗格局”由此起端。而且，无论海棠还是菊花，都是象征史湘云的。湘云与宝玉最后在艰险困苦中重逢再会，才是真正的“金玉姻缘”，即湘有金麟，宝有玉佩。（那薛家的“金锁”确实是个伪品。）

    由此又可见，贾芸的作用是如何的巨大和要紧，但这已佚出了芸、红的“爱情故事”，留待异日再讲可也。

    为“情”定义

    我好琢磨事儿，想其间的道理，虽非“思想家”，倒也好发谬论，惹人窃笑。这些思路想法不足为训，然既是“自我介绍”，就该如实陈述，有善不必顾虑自诩夸扬，有过莫加粉饰回避。

    我的“思想方法”不喜欢机械割裂，甲乙对立的理论古人的办法，以为那是没能真懂人家的意思、未能“感通”的毛病。

    这是不是“折衷主义”？或者主张好坏善恶是非正误都可不分，全无所谓？那又并非我之本意。不是要泯灭区分差异，不是要“和稀泥”。我想的是人们历来常常论到的一个“情”与“理”的对立问题。

    人们送我一顶高帽叫“红学家”，我有了理由可以顺水推舟——就拿作例来比喻拙见。

    依我看来，曹雪芹这个人怪就怪在他的“思想方法”。比如：

    石、玉、人，三物本是不同的，而在他看来，可以互通，可以转化——通与化有一基本因子，就是“灵”与“情”。故曰“大旨谈情”“灵性已通”。故而石变为玉，玉化为人，本质有了共同的东西（性情，功能，作用，意义……）。

    “石——玉——人”，这个“公式”甚至让我想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曹雪芹是“东方达尔文”，也有他独创的“进化论”。

    雪芹公子不但不把“物”与“人”对立起来，还把“正”与“邪”调节了一回，生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离经叛道的“怪论”：即他所写的一百零八位异样女子都是“正邪两赋而来”的奇才异质，其“聪明灵秀之气在万万人之上”！

    这有没有价值？中国思想史的大著中列过这么一章一节的专论吗？讲“红学”讲了一百年二百年，不讲这个根本大题，那“红学”又是干什么？有它存在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