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争议的。因为从南朝的大天才诗人起，便许他独占了“八斗才”之美誉。我们第一流惊才绝艳的诗人李义山说“宓妃留枕魏王才”，这也是独以“才”字评于子建。以后，“潘安般貌，子建般才”成了小说戏本里的“标准语言”。这只要不拿“陈言套语”的眼光去看待，就会深体其间的重要涵义了。曹子建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地），于西园与诸诗人聚会，其时有应玚、徐幹、刘桢、阮瑀、王粲等，号称邺中七子——即是敦诚所说“邺下才人”之义。这实际上乃是后世吟盟诗社的先河。子建作《洛神赋》，应玚作《正情赋》，他们把汉代的“类书”式铺叙性的大赋变为抒情诗性的短赋，连同五言诗，为文学史开辟了一条重要无比的发展道路。中华的诗史，虽说要以《楚辞》为始，但那实在都与风流文采一路有别。可以说，曹子建等“西园才子”，才是中华诗史的源头、正脉。这条脉，纵贯了数千年之久，不曾中断，关系之钜，略可见矣！

    敦诚挽吊雪芹，用了“邺下才人”一词，他虽然是以同姓同宗相为比拟之旨，但无意中却道着了我们文化史上的这一条脉络：若论文采风流这个类型的天才文学人物，正以子建为先驱，而以雪芹为集大成，为立顶峰，为标结穴！

    有多方面的意义和内涵，但它的文采风流的这一文化特征，识者道者极少。讲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不能认识这一重要特征及其脉络源流，便不免令人欲兴宝山空入——至少也是买椟还珠之叹了。

    我们文化史上，论文论人论事，都讲才、学、识、德，兼者为难，而才则居首。才之与材，有同有异，有合有分，所以不能完全代用（举一个有趣的例：“诗才”与“诗材”，绝不容混）。对于来说，雪芹明白地记下了一句话“女子无才便有德”（注意：坊本妄改“有德”为“是德”），这意思极为明显，就是那时候人，正统观念，是把“才”与“德”看作“对立物”的！才，本来是极可宝贵的质素，可是一有了才，便容易受大人先生的“另眼看待”，加之白眼，予以贬词。雪芹一生遭此冤毒——其实，子建又何尝不是如此！千古才人，多被诬蔑为“有文无行”者，才之“过”也！

    然而，在中，李纨是自幼奉守“女子无才便有德”的青年孀妇，但是题出“文采风流”的，却正是她。这件事，雪芹或许是寓有深意的吧。

    涉及这些，便绝不是文学史的小范围所能解说的，所以要讲清，非从文化史与国民性的大角度大层次去深入检讨不可。

    要说的难以尽表。真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此种怅憾之怀，大凡执笔为文者，定都会有同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