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写探春之兴利除弊，同属此旨。“戚序本”有一则回后总评，说道：

    噫，事亦难矣！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锱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我愿天下关切“红学”者深思而熟审，那种能引起批者这样一种巨大感慨的一部书，难道其本旨只是为了一个“空”和“脱”吗？悟“空”而能“脱”的人，大约不会再洒泪研血而十年辛苦地去写这“稗”史吧？

    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叹才之难、才之贵与才之不幸，故此他将一部小说的主眼化为一个美词，题之曰“沁芳”。

    “沁芳”者，“花落水流红”之变换语言也。他痛哭闺中脂粉英才，一个个如残红落水，随流而逝，是一大象征，一大咏叹，一大抒写。

    然而，世人于“沁芳”（主景主脉之总命名）却以为是并无所谓的“香艳”之饰词，文人之绮习。岂不大可悲乎。

    胡适之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初，始作《红楼梦考证》，提出了“自叙传”之说（此说清代早已盛行，胡氏不过是恢复，而非创始），而此考出后，“索隐派”众多著述纷纷出版，以强大势力表示反对，而30年前又遭到激烈批判；只有鲁迅先生一家在严肃的学术论著中给以肯定；最近国外研者承认此说者较前增多了，是非历久始明。但以“自传”之眼光读者又易落于一个狭隘观点：以为雪芹不过因身世坎坷，抱才不遇，故著此小说以发其牢骚不平之气。总之，既属“自传”，便划定为“个人”之喜怒哀乐了。此则虽也初获正解（写己，非骂人），却又迷失了大旨深义——为人类“两赋”异才之不幸而洒泪走笔。此即十分严重地缩小降低了雪芹的思想精神的广度高度，说得严重些：也变成了一种错解或“歪曲”。

    胡先生那时还只把雪芹的小说看成是一部叙写“坐吃山空”“自然趋势”的个人经历。对于事物的认识，原本都有时代的阶段层次的递进与提高，对胡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见解本不须多加非议，但也要想到：的作者刘铁云，却早就识透了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痛与深恨，在其自序中把这一要旨作为结穴（所谓“沁芳”者，亦即同义变换语）。两相对照，就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高出一筹了。①

    在刘氏之后，又历百年而至今，不少人还是从哥妹“爱情”上来看待这部小说，的确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最大的文化悲剧。

    但是，更大的文化悲剧发生在乾隆朝的后期，即乾隆帝与其宠臣和珅等人合谋密计，将雪芹原稿八十回后的书文毁掉，另撰四十回，拼成伪“全”本，欺骗天下后世读者，彻底篡改了原著的整体情节结构，而使之变成了一种“三角”式的“恋爱婚姻”小闹剧，用以掩没原书的不得已而涉及抄家入狱、贾氏家破人亡这一事件背后所隐示的政治情由，他们以为这对大清朝廷是不利的。其详可看拙著《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

    这一事实，早在1794年（即程、高伪本初版之后二三年）俄国赴华的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已经在一部程本上批注：“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书馆出的。”此即明指当时为《四库全书》设立的武英殿修书处的木活字刷印成了此书。这是皇家设备专用“印刷厂”，程伪本若非乾隆特许，焉能对一部小说如此特例宠幸？此本出后，士大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