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眉泪眼”中的一位病态人物，我们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处”，只不过是当爱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时候的表现——否则，那样一种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还有什么可爱？还有什么可以令宝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说家，却越是惟恐读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点意思：写喜，就眉开眼笑，说悲，就鼻涕眼泪；情节稍有隐曲，马上就“看官不知，原来如何如何”，就要“书中代表（代为说破的意思）”。总之，他只有那一个浮浅面，还怕读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词，也都成了廉价的“描写”法宝。于是，那文章便成为简单寡味、一目了然的东西，就绝不会是能使人心游意赏、流连往复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伟大艺术品了。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笔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赏，我想上举的这种地方就不该粗心大意、囫囵吞咽。当然，如果超越文学作品的范围，要处处作穿凿附会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质的问题，也就不再是我们所说的“欣赏”的意义了。

    一架高性能的“摄像机”

    摄影术的发达与流行，大约是19世纪后期的事，雪芹是18世纪早期的人，哪里谈得上摄影录像之类的手段？然而说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摄影机，拍下了无数的“相片”和镜头，并且能够“剪接”组织，成为一部“片子”，有静有动，有远有近，有全景有“特写”……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摄”的、“录”的事情和本领。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辞法，都是带有缺陷的，因作比的双方只能有一两点、某部分相似可构成比照，而永远不会是全部能“入比”。我把雪芹的笔法比为拍照录像，不过是一个“善巧方便”的办法，所以在这儿不必过于拘泥，一味死讲。我打的这个比方，是1981年在济南举行全国“红学”会议时首次提出的。

    那时候，或在此以前，是没有人敢多谈的艺术特色的（因为那时的规矩是，一谈艺术，仿佛就等于是忽视轻视了文学的“思想性”了，是错误而该批判的）。我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譬喻，大家觉得“闻所未闻”，很感兴趣。

    但我打这比方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说明一个艺术问题，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写人物时，多是“正笔”法，罕见“侧锋”法。所谓“正笔”，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对着人物去看去写。譬如照相，他是手执相机，正面对着人物去拍的，而不大会来取别的角度。而雪芹则不然。

    中国绘画艺术，讲究“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这就相当于“角度”和“透视”的道理，但又与西洋的透视学不同。后者总是以一个固定的“立足点”为本，而还要寻求科学的“焦距”，然后方能展示全画面。中国则不然，是采用“分散立足点与焦点”的特殊表现法则，这在山水画中最为明显。“平远”与“高远”，角度有了差别了，但“正笔”是不变的，它无法“转动”——做不到像苏东坡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雪芹对此，深有所悟，他在小说人物的写法上，创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多点”、“多角”的笔法。但是雪芹的悟，又在于善从悟中得“翻”法：东坡是强调，观察的角度不同，遂成各异，而非真面；雪芹则由此悟出，正因“多角”，合起来方更能得到那对象的全部真貌。“多角”不是为求异，而是归同，这是极重要的一点。

    我拿拍照摄像来比喻，首先是为了说明这个要点。手执相机的人，他可以从高低远近和俯仰斜正种种的角度距离去取影。今天的人，对此当然觉得无甚稀奇，但在清代乾隆初期的雪芹来说，他如何能悟到这个妙理妙法？非特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