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项重要理论与原则，凡属著作，书与人是不可分的。何况本是带有浓郁的“自叙”“自况”成分的一部个性独特的小说乎。是以欲懂《红楼》，宜先知雪芹之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

    诗曰：

    都云作者痴，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异寻常士。

    知之与不知，胸襟各怀异。

    譬如牛与马，岂容混一指。

    《红楼》乃自况，人书切一致。

    宝玉何从来？问之曰娲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视。

    “自况说”

    自传文学，自传小说，从古至今，无分中外，都是存在着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举，应属于文学常识的范围。谁也没说过这不是文学或“坏”文学或“低级”文学，正如谁也不认为艺苑中只许有写生和肖像画（画别人）而不许有自画像，自画像就活该是坏的或低级的作品，没听说过会有这么一番大道理或艺术理论。当然我也无意由此作出推论，说天下画家都该来画自己。这种纠缠除了无聊别无意义可言。“文学应为大众而作，应写大众，而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这一渺小的个人”——这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也不必拉来此处多作葛藤。其实，一味强调写大众的理论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写大众的“写”，还是得“通过”这个特定的作家个体的人才能实现的。艺术离了个体创造将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无个性特色的“书画”，就连经过长期积累的群众性创造的以及民间故事等，到它们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时，那最后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种个体作家的具体创造在决定这部小说的品格和魅力，把这一“工序”只说成是“加工”，其实也是不合实际的、非科学的认识。所以写大众也不是与写个人“势不两立”。曹雪芹为金陵十二钗（以及很多副钗、再副等）写“列传”，难道不含有一种“写大众”的意义吗？可是这也不会得出“必须排斥自传”的结论来。难道不可以有一种自传，貌似为写一个“自我”，而实亦为写大众吗？曹雪芹写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妇女，又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珠围翠绕，艳福不浅”？所以，如果我们只因为要提高（或者说是害怕贬低）的意义而硬是否认“自叙传”这个事实，岂不是太短见、太自限了乎？

    说是“自叙传”，是否以胡适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来而言，可以说是的。但其实乾隆时人本就明白这部小说的实质是写作者自家的，因此鲁迅才说“自传说”之出现实际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后）。他当时只是见到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作出这一论断，目光极犀利。而后来其所引原诗全部二十首都已发现，为富察明义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为江宁织造，故书中备记的是“风月繁华之盛”（恰与敦敏《赠芹圃》诗“秦淮风月忆繁华”之句相应）。我们考明雪芹与富察氏明义家交往关系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听途说之比。又如同时人吴云（字玉松，吴县人，官御史。与晚清的号平齐的吴云不可混为一人）跋石韫玉的《红楼》剧本，也说是“小说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这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献。如果再往晚一点的时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已经指明：“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自明。”可见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亲历者，亦即此书是自叙的道理。两年以后，1905年，王国维始作《红楼梦评论》，其言有云：

    纵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五章《余论》）

    这也足以说明：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之前的20年，“自叙传”之说本就存在，并未中断或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