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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列宁的心目中，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可怜的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一代贫穷落后的孤立；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信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彼得格勒——自1918年俄国迁都，移到战略地点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劳工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不只限于劳工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俄罗斯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名，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o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大风，不久便漫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者及党派在这时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为激烈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开始与本土阿兹提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像并列，变成当地革命分子崇拜的肖像。这些人物画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回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俄国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皈依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俄国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信，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皈依共产主义。其中有回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祖国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蓝山姆（Ar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r）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sek）——哈氏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